在家佛教信徒信仰模式的中国化典型:“居士佛教”之概念、内涵与近代崛起历史初探

在家平信徒,在各宗教中总是占据信徒之绝对多数,佛教亦然。除作为出家众的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及式叉摩尼五众外,作为在家众的优婆塞、优婆夷,始终占据佛教信徒的绝对多数。然而,尽管古今佛教居士都始终伴随着佛教而存在,并成为最为庞大的信仰群体,支撑起佛教信仰的万千气象,但除近代中国汉语系佛教界外,确实很少存在“居士”作为独立而非依附于“道场”的信仰群体现象。但近代以来,在汉语佛教界确实存在过被称之为“居士佛教”的群体现象,与“道场佛教”虽不对立但却能交相辉映,并在特殊时空段中对“道场佛教”发挥针砭、鞭策、激励作用。本文旨在探讨“居士”及“居士佛教”的界定及历史渊源;并对近代汉语系佛教界基于道场极度衰微、僧团普遍萎靡的严酷现实,借助在家信徒随着信仰素质提升、经济实力增强、文化及学术品位提高的因缘,尤其是都市崛起背景下的平信徒的“居士佛教”模式,予以考察、梳理。

居士佛教的近代转型及其社会学意义——以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为例

居士佛教是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的发起者与主力军。相对于传统居士佛教,近代居士佛教在其核心成员构成、组织结构以及社会功能等方面均已产生了明显的转型。就近代居士佛教的核心群体来看,大量的新兴工商业者与新型知识分子对佛教产生兴趣,他们分别以居士、学者、思想家,甚至革命家的身份进行佛学研究与佛教信仰实践,并将佛教带向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就组织形态与社会功能来看,近代居士佛教已经摆脱了依赖寺院并由僧人主导的传统组织形态,开始建立起独立于僧团之外的自身组织形式,并开始参与讲经说法、皈戒修持、研究传播,以及广泛地开展各种形态的社会慈善事业。因此,抛开单纯的观念史与佛学义理研读,从社会学视域中去审视近代居士佛教的组织形态、核心成员结构及其社会功能之变,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近代居士佛教发展的全貌,亦可藉此透视近代居士佛教转型背后的深层社会背景,并由此加深理解近代佛学思想的"形上义理"与"形下社会实态"之间的交互影响。

作为民间慈善组织的近代居士佛教——以民国上海佛教居士林为例

近代居士佛教组织不仅是居士们信仰生活的公共平台,而且还在慈善理念以及社会慈善实践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民间慈善组织的角色,并与其他民间慈善组织一起承担着官方救助之外的重要社会慈善救助功能。通过对民国时期上海佛教居士林的组织形式、慈善功能、资金运作模式的分析,可以揭示近代居士佛教在社会慈善救助功能的重要作用和特征,并以此为当代民间的宗教组织及其社会慈善功能的发展、完善和管理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的运作模式、特点与意义

民国上海居士佛教作为一种民间宗教慈善组织,它是构成民国上海城市慈善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在其形式上已经突破了传统局限,并制定了较为细致的操作程序与财务监督机制,形成了自身的基本运作模式。就其特点而言,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慈善不仅体现了佛教信仰的内在需求,也呈现出近代中国佛教由内向外的社会联接冲动。就其意义而言,它不仅在社会学层面上表征了中国佛教的近代转型特征,也对当代的都市居士佛教慈善具有一定的启迪。

庞蕴与中国居士佛教美学

在中国居士佛教与居士佛教美学的形成与发展中,庞蕴都作出过重要贡献。他自觉地把创作诗偈作为表达禅悟、宣扬禅理的一种最基本的手段。他有明确的诗学主张,指明了进行诗偈创作的动机与宗旨,还把吟诗作为获得禅悟、进入禅境的一种重要手段,提出了涉及文艺审美鉴赏的审美心态、审美方式、审美内容和审美效应的重要命题。在他的语录(公案)和诗偈中,蕴涵着有关日常生活审美的思想,涉及生活态度、生活准则、生活取向、生活境界等方面的生活审美观。

试论近代居士佛教中的华严学

《华严经》在中国历史上与居士佛教的发展向有密切关系,本文以杨仁山、谭嗣同、章太炎为视角,探讨华严学对近代居士佛教的影响。无论是维新派人士谭嗣同,还是革命派人士章太炎,华严学在他们的思想体系中皆占有重要地位,说明华严哲学与近代启蒙思想间应具有某些相契应的成分。文章认为,如果说法相唯识学的复兴,与近代启蒙文化中的理性主义遥相呼应;则华严学则对应的是启蒙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二者构成近代居士佛教的重要两极。

中国居士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本文着重分析中国居士佛教的重要成就和历史贡献，同时检讨它在成长过程中的若干问题。认为，以知识阶层为核心的上层居士佛教曾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积极贡献：①在哲学思辨方面，它不仅促进了佛教义理的传播发展，而且还推进了世俗哲学思辨水平的提高；②它具有从理性精神层面上认识佛教义理的功能，以表达积极进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意义；③在佛教中国化的全部过程中，它曾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文章同时指出，部分上层居士因缺乏必要的理智，以念佛往生取代智慧解脱，背离传统文化的基本形态，为社会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提供了错误的导向。在学佛目的和态度方面，部分上层居士出于私心，留下不少缺憾乃至流弊；而基层居士则通常以俗信为起点，以功利为终结，从而不断降低佛教的文化品位。文章最后对居士佛教的前景作了展望。

民国太虚法师的居士佛教思想

太虚法师早在1915年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与《人乘正法论》中就初步确立了他的居士佛教思想,在随后的生涯中进一步完善,是其人间佛教思想的一部分。他以人乘正法为居士学佛的基准,志在弘化群萌,不务高远;在建僧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居士组织的建设,规划了居士团体的组织方式和行为内容。他重视居士对于世俗社会的弘化作用,反对清净无为的佛教,反对弃家废业、离群逃禅的学佛;主张正信的佛教,即俗即真的佛教;提出开方便之门,居士持戒,以平等近人情为主,居士学佛,不影响正当的爱情、正当的生活。与此同时,他又严守僧本位的立场,在僧俗之间维护僧伽住持佛教的绝对地位。

居士佛教与佛教中国化——评潘桂明先生《中国居士佛教史》

广义而言,佛教在汉地的传播、发展,其实也就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对于此点,学界并无太多的异议。引发学者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理解佛教中国化之进程。换言之,“佛教中国化”的“化”实指什么,是指佛教的精神实质,还是它的外在形式,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学界已有诸多论述,不乏精彩之见。不过相对而言,到目前为止,

略论居士佛教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

中国佛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以及民族心理、民族精神的铸就,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这一切都与居士佛教的重要贡献密不可分。从佛教初传居士对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推动佛教的中国化、促其融入中华文化,以及明清以来中国佛教趋于衰落之后居士对佛教文化的复兴所起的作用这几个片段,论述了居士佛教对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贡献,以期对当前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和参考。

士大夫与居士佛教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对于人与宗教的关系有着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 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哪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

居士、居士佛教及其源地

居士及其居士佛教曾在中国佛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胜任过极其重要的角色，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本文先就“居士”、“居士佛教”概念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予以分析、定义，并指出它们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涵。认为居士佛教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佛教时期，但作为一种思想文化潮流，则出现于大乘佛教时期。居士佛教曾在印度佛教发展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但它的全面繁荣则在中国。大乘居士佛教可归结为菩萨、菩萨精神、菩萨修行三个方面，体现更高意义上的平等观念，从而有可能将佛陀的理想化为民众的自觉实践。中国古代的社会特点和人文背景提供了大乘居士佛教繁荣的基本条件，而各类居士的护法活动、物质供施、参禅求道、学术参与等构成了中国居士佛教的主要内容。

居士佛教与现代教育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杨文会、欧阳渐为代表的在家佛教徒将现代教育的知识取向、学校制度和价值观念引入佛教,重新定义了佛教传承的内容、形式和主体,改变了中国佛教中神圣、知识与权力的结合方式。他们不仅有意识地为居士争取全权的宗教地位,而且形成了机制独立、师承有序的信念团体。这一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具有真正独立于僧伽佛教的自主性的中国现代居士佛教的诞生。

宋代居士佛教初探

居士,梵文Kulapati(迦罗越)的意译,佛教四众弟子中在家信徒的俗称。慧远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维摩经疏》卷一)居士的重要条件是家境富裕,足以为佛教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智(岂页)也说:“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观音义疏》)依此理解,“居士”这一名词的实际应用范围受到限制,它通常指在家信徒中较有资产和地位的那部分人。本文所说的宋代“居士佛教”,沿用佛教史上的一般称谓,主要是指宋代官僚士大夫们的佛教信仰和活动;所说“居士”,非指世俗一切信佛者,而又限于他们的上层分子。

儒佛会通:晚明“居士佛教”与“阳明后学”

自明代中叶以来,基于"良知自见"的阳明心学开始对程朱理学发起反动,加上明末时期盛行的"儒佛调和论"思潮,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晚明"居士佛教"的蓬勃发展,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晚明"居士佛教"的繁荣兴盛,同时也直接反馈明末的社会思潮。明末"三教合流"的思潮兴起,不仅为晚明"居士佛教"的成长提供了宽广的社会背景,而且明末居士"出儒入佛""引佛入儒"的思想立场,亦与晚明丛林"援佛解儒""儒佛俱显"的圆融旨趣相互呼应,共同成为晚明思潮的主要力量。而晚明"居士佛教"对阳明心学及其流变的检讨反思,同时也影响晚明时期"道德经世"的思潮转向,并使儒家从"崇经明圣"转归为对"儒学本旨"的追寻与探究。

论晚明居士佛教的兴盛

晚明时期,丛林尊宿极力提倡“三教同源”,得儒、道二教学者研修继而亲近佛法者相当多。这些高僧大德与佛教居士交往十分频繁,出现了“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的局面;无数士人趋之若鹜的阳明心学,本是王阳明在吸收禅宗本体论、心性论、修养方法和思维方式基础上建立起的突出“心”本体地位的理论体系,它与佛教渊源亦颇深;而心学左翼又与禅宗进一步融合,使得主体的自觉意识日益觉醒。士人往往心随意动、特立独行,于是思想界掀起了一场以“狂”为特点的蔑视封建权威教条、追求生命本真的狂禅风潮,这一切都昭示着居士佛教鼎盛时期的到来。

近代汉传“居士佛教”现实成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近现代发轫于吴越之地的“居士佛教”现象，分析中国佛教信仰团体在近代所发生的变数。本文首先肯定，居士佛教并非一个平信徒概念的简单问题，而是中国佛教的一种特别的信仰现象。其次，本文论述了居士及居士佛教的界定及其历史渊源，评述欧阳竞无先生关于建立“居士佛教”的理论特色。

导言:居士佛教的社会学问题

“居士”是一个被印度文化改造过的中国本土词汇。在佛教传人中国之前的文献（如《礼记》、《韩非子》）当中，居士所指的都是那些德行才艺具足而不求仕宦的隐士。根据目前通行的看法，佛教传人中国后，这个词被用来翻译梵文中的“grhapati”一词，意即家长、一家之主、长者，其实也就是印度种姓中的吠舍阶层的成员。在大多数源自印度的佛教文本中，“居土”一词主要是指该阶层的富人。

当代少林十讲之七——居士佛教 擎梁的支柱

清代末期,僧伽佛教式微,居士佛教兴起。从杨仁山、欧阳竞无开始,大居士辈出。净严的老师韩清静、净空的老师李炳南、中国当代佛教领袖赵朴初等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非僧不许为师＂的教条。在特殊时期,居士不仅成为护法弘教的主力,还成为薪火传承的中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