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所有制构架下的“农嫁女”问题:以台州椒江区为例

村民、农民和社员,是集体所有制建构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是享有村集体资产权益的资格。城镇化过程引发的农地、农民以及农村非农化造成了这种身份名实分离,模糊了集体资产权益的边界。在此背景下,延续几千年的男娶女嫁竟然成了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农嫁女”问题交织着个人私事与集体事务的管理、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公平分配、习俗与现代法治等的冲突。光靠所谓的维权是无济于事的。“农嫁女”问题只是农地集体所有制与市场经济遭遇所引发的一个症状,其病根盘错于集体所有制架构中。“农嫁女”问题的消解有待于农村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

村规、法律和政府:椒江区农村村规民约解读

在台州市椒江区农村,多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把男娶女嫁等习俗做成强制性的规范。通常认为,对社员婚嫁的干涉、尤其是强制妇女从夫居是与法律相抵触,并侵犯了农村妇女的权益,其根源在于男尊女卑观念和封建意识。但实际上,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传统乡村。传统习俗所依附的不是自然村落而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的行政村。问题的悖谬更在于作为与传统决裂而建构的村集体还是个血缘与地域合一的组织,农村人口凭基于血缘与婚姻的身份享受集体地权。如此,被纳入村规中的男娶女嫁等习俗也已经成了维护集体资产利益有序分配的必要规范。所以,问题不在于所谓的'妇女维权'或移风易俗,关键在于如何解开产权和身份的纠缠。

户籍与地权缠绕中的“市区农村”——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为例

市区农村的存在以及由此引发的诸如'农嫁居'、'居嫁农'等农村'一家两户'现象只是一个症状,其根源于二元结构的户籍与土地制度。在二元结构的框架内,城市圈外移的城市化过程也就是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为国有土地、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由于户籍与集体土地产权的改革滞后,才使得农村进入城市的过渡固化为'市区农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基于市场主体间的权利平等与要素的自由流动。任何身份社会和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都无法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