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区居民为本谈社区教育中学习资源的开发——以江阴市澄江街道为例

社区教育学习资源是社区教育正常开展的基本条件。当前,社区教育学习资源开发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互联网+"教育的大背景下,社区教育学习资源开发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与社区教育学习资源的矛盾,如何解决此矛盾成为社区教育理论中的热点课题。文章试以江阴市澄江街道的实践来进行探索突破。

基于空间特点的老旧居民小区同功能区域重划分研究

老旧小区的居住环境可能因年久失修而变得陈旧和不安全,重划分研究有助于改善小区的绿化、照明、交通等基础设施,提升居民的居住舒适度和安全感。为此,该研究分析了老旧居民小区空间特点,基于此,以空气质量、噪声水平、交通便利性、绿化覆盖率为目标函数,结合目标权重,构建老旧居民小区同功能区域重划分模型。引入免疫机制改进免疫粒子群算法,求解该模型。实例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方法应用后同功能区域利用率明显升高。该方法能够充分利用小区现有的空间资源,通过合理布局和功能整合,提高空间利用率,减少资源浪费。

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工作、制定相关卫生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21年1—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概率抽样方法抽取全国15~69岁城乡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结果经加权调整后,2021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30.70%和22.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方面,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1.372(95%CI:1.244~1.512);以15~24岁年龄段为参照,35~44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1.367(95%CI:1.140~1.640),65~69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为0.687(95%CI:0.553~0.854);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分别为1.849(95%CI:1.581~2.163)、3.471(95%CI:2.958~4.073)、7.564(95%CI:6.472~8.841)。农村居民方面,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东、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分别为1.595(95%CI:1.434~1.774)、1.587(95%CI:1.374~1.833);以15~24岁年龄段为参照,35~44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为1.546(95%CI:1.234~1.936),65~69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0.770(95%CI:0.598~0.993);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分别为2.390(95%CI:2.139~2.669)、5.235(95%CI:4.548~6.025)、12.816(95%CI:10.926~15.033)。结论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均有进一步提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不同地区、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程度不同。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空气质量改善能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吗?——兼论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厘清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有助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绿色发展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协同推进。从医疗和防御性支出、规避行为以及劳动生产率等视角阐释了空气质量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机制,并使用2005—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其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空气质量改善会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这一结论在使用逆温天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以及更换空气污染物指标、考虑空间自相关等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该作用通过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倾向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两条渠道产生;此外,空气质量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作用还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绿色发展改善空气质量,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而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与完善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是现阶段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全面突破时空限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准确评估用户风险的特点,通过支付环境便利化机制、预防性储蓄降低机制、流动性约束缓解机制和可支配收入增加机制等有效促进居民消费。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促进作用,可从大力发展数字基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加强居民金融素质教育和完善金融监管等四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

农村文化的迭代创新: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影响因素与启示

文章探究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以促进农村内生文化的发展及农村文化的迭代创新,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结合实地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农村28位受访者的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对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归纳,并构建其扎根理论框架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包括种文化归因范畴、参与者归因范畴、组织者归因范畴和外界归因范畴4个类别;种文化归因包括运作成本和文化吸引;参与者归因包括个体兴趣、情感因素和收益认知;组织者归因包括个体因素和组织引领;外界归因包括环境因素和文化供给。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社区营造中的城市居民:为何参与及何以可为?——以沈阳市X区“车棚革命”为例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社区营造“造人”的核心追求与之不谋而合,尤其关注最为核心、最具规模的社区居民。以对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字表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行为选择模型。研究发现,态度、主观规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区动员、社区社会资本以及自我效能感七大因素构成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影响因素,作为实现因素的自我效能感在倾向因素、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参与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态度和主观规范相互影响。主体信念是行为选择的根本性指引,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理应回归培植个体公共性、建构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之中。未来应该从个体塑造和组织促成两个维度发力,以需求撬动居民态度和自我效能感,以互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发挥党委、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等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居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如何促进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协调共进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该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考察分析2011—2020年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水平研究期内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而出现跌落,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则呈整体逐年上升趋势;两者均呈现出显著空间异质性,但中上游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近.2)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重庆和贵州两地上升较快,2020年各省市受到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下游地区高于其他地区.3) GTWR模型表明,人口密度、环境治理投入、旅游收入占比、人均GDP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时期各因素对地区影响强度和波动方向不同,其中人均GDP影响为正向且影响作用较强.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驱动力: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以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分配份额度量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利用1992—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及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通过对偏好进行非线性估计并结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驱动力。研究发现:消费的不同定义和测度方式会使结论出现差异。在最终消费支出定义下,收入效应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在消费增加值定义下,若利用支出法GDP方法构造消费,则相对价格效应对2002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贡献大大增强。本文在理论层面为结构转型相关研究提供了需求侧视角,在应用层面有助于明确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扩大内需背景下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机制

夜经济是近年来发展较为迅速的一种经济形态,其繁荣延长了居民消费时间,增加了居民消费选择与消费内容,有助于提高消费体验和质量,促进居民消费增长与潜力释放。同时,扩大内需通过提升居民收入、改善消费环境等措施刺激居民消费增加,进一步扩大消费市场规模和潜力。基于此,本文以我国省域夜间灯光强度与省级层面居民消费指标数据为基础,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同时探讨扩大内需战略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夜经济是激活居民消费潜力的有效手段,扩大内需规模以及优化内需结构均有助于增强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积极影响。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夜经济对居民消费潜力的积极影响存在城乡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以期为推动夜经济发展,提高城市消费水平与活力,促进市场活力增长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

基于卡诺模型的城市居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分析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准确了解居家社区养老人员服务需求,可以更精准地实现规划目标。首先设计城市居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需求指标体系和卡诺问卷,以江门市10个社区居家养老人员为调查对象,收集有效问卷249份。其次运用卡诺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需求属性频数统计、Better-Worse矩阵分析、需求指标敏感性分析,得到魅力属性、期望属性、必备属性和无差异属性分类结果。最后提出总体需求改善策略和针对4类需求属性的需求改善策略,以及4类需求属性和各需求属性中需求指标的优先改善次序。

基于复杂网络分析的广东省城镇居民碳足迹研究

应用投入产出模型和复杂网络分析方法,计算了广东省城镇居民直接碳足迹、间接碳足迹,构建了城镇居民间接碳足迹复杂网络,并对碳足迹重点产业部门进行了结构分解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城镇居民直接碳足迹的主要来源是汽油和液化石油气,间接碳足迹网络的核心产业部门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广东省城镇居民碳足迹的主要来源为间接碳足迹,对所构建的碳足迹网络进行整体结构和个体特征两方面的分析发现,城镇居民间接碳足迹网络的通达性逐年向好,但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协同碳关联关系的发挥尚有提升空间。(3)根据产业部门在碳足迹网络中的地位和作用,运用相关指标将其划分为碳核心社区、碳中介社区、碳边缘社区,在对碳核心社区的结构分解分析中发现,碳排放强度效应均为减碳因素,消费水平效应、城镇化水平效应、人口效应为增碳因素,且消费水平效应的增碳贡献率最大。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1978—2020年的时序数据,运用状态空间模型首先估测了1979—2020年间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序演化。测算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演变存在着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N”型趋势。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因素。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城镇化进程、市场化程度、实际收入增长率和收入分配差距等因素会对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重要影响。依据实证分析结果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特色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扩容——来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证据

加快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消费扩容的重要途径,更是建设农业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全国县域面板数据,探讨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政策下,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扩容的影响机制。

基于宏观视角的灵活就业助推居民收入增长研究

收入是扩大消费的基础,在当前我国面临有效需求不足压力的情况下,有效增加居民收入是激发有潜能消费的关键。从宏观视角全面分析灵活就业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以弥补已有文献从微观视角分析的理论局限性。灵活就业是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就业形态,因而数字经济的信息获取便利性和赋能机制为增加居民收入提供了新的可能,主要表现为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收入提升效应。基于2006-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灵活就业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进一步的政策调节效应和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出台有关促进灵活就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能够有效增强灵活就业对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而且东部地区灵活就业对居民收入的提升作用较为显著。针对灵活就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要在规范中大力发展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起到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一石两鸟”作用。

跨境电商发展对区域流通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升级和居民消费升级的中介效应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跨境电商发展成为促进我国流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基于2009-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电商发展对区域流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跨境电商发展显著促进了我国流通经济增长,区域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跨境电商发展的驱动效应显著优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是跨境电商发展影响区域流通经济增长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7.63%;居民消费升级在跨境电商发展对区域流通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发挥了显著中介作用,其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