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区居民为本谈社区教育中学习资源的开发——以江阴市澄江街道为例

社区教育学习资源是社区教育正常开展的基本条件。当前,社区教育学习资源开发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在"互联网+"教育的大背景下,社区教育学习资源开发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与社区教育学习资源的矛盾,如何解决此矛盾成为社区教育理论中的热点课题。文章试以江阴市澄江街道的实践来进行探索突破。

智慧城市发展会提升居民幸福感吗?——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依据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智慧城市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智慧城市发展通过改善城市空气质量,提高居民医疗满意度,增加公民互联网参与等提升居民幸福感,并且对中东部地区、高收入家庭、强政策支持力度城市的居民幸福感影响更大。在采用“所在地区与杭州的球面距离”以及“所在地区与省会的球面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旧稳健。鉴于此,应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民生问题,警惕智慧城市发展中的“数字鸿沟”,缩小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差距,提升居民幸福感。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与完善对策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是现阶段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全面突破时空限制、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准确评估用户风险的特点,通过支付环境便利化机制、预防性储蓄降低机制、流动性约束缓解机制和可支配收入增加机制等有效促进居民消费。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促进作用,可从大力发展数字基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产品创新力度、加强居民金融素质教育和完善金融监管等四个方面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对策。

农村文化的迭代创新: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影响因素与启示

文章探究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以促进农村内生文化的发展及农村文化的迭代创新,进一步提升农村居民文化获得感,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结合实地调研,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收集湖南省株洲市攸县农村28位受访者的资料,运用扎根理论对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与归纳,并构建其扎根理论框架模型。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参与“种文化”的影响因素包括种文化归因范畴、参与者归因范畴、组织者归因范畴和外界归因范畴4个类别;种文化归因包括运作成本和文化吸引;参与者归因包括个体兴趣、情感因素和收益认知;组织者归因包括个体因素和组织引领;外界归因包括环境因素和文化供给。

长江经济带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

实现居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旅游业作为幸福产业,如何促进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协调共进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问题.该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构建了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并基于耦合协调模型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考察分析2011—2020年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长江经济带旅游发展水平研究期内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而出现跌落,居民共同富裕水平则呈整体逐年上升趋势;两者均呈现出显著空间异质性,但中上游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近.2)居民共同富裕与旅游发展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重庆和贵州两地上升较快,2020年各省市受到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下游地区高于其他地区.3) GTWR模型表明,人口密度、环境治理投入、旅游收入占比、人均GDP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不同时期各因素对地区影响强度和波动方向不同,其中人均GDP影响为正向且影响作用较强.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了消费供给。本文实证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城乡收入差距所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发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显著促进居民消费;城乡收入差距在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消费间的中介效应显著,产业转型升级会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间接促进居民消费;产业转型升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中介效应均存在区域异质性,西部地区的直接影响和中介影响均强于中部和东部地区。因此,应该通过供给侧为居民提供丰富、高质量的商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通过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就业,提高劳动力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防范部分地区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出现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

公众参与与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

农民民主参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实证检验公众参与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公众参与拉近政民距离和强化政民互动,提升了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从公众参与有效性看,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有效性均对农村居民公共服务质量评价起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参与结果是否有效”的促进作用更大;从公众参与便利性看,畅通农村居民“建言献策”渠道是提高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的重要因素。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凸现农民主体地位,构建“人民满意”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参与生态;完善参与反馈机制和拓宽参与渠道;“因类制宜”提高农民参与素养和参与能力;加强农村数字建设,引导农村居民网络参与行为。

社区营造中的城市居民:为何参与及何以可为?——以沈阳市X区“车棚革命”为例

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目标。社区营造“造人”的核心追求与之不谋而合,尤其关注最为核心、最具规模的社区居民。以对社区居民的深度访谈字表为研究对象,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究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影响因素,并构建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行为选择模型。研究发现,态度、主观规范、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区动员、社区社会资本以及自我效能感七大因素构成城市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的影响因素,作为实现因素的自我效能感在倾向因素、环境因素、组织因素和参与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态度和主观规范相互影响。主体信念是行为选择的根本性指引,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营造理应回归培植个体公共性、建构共同体意识的逻辑之中。未来应该从个体塑造和组织促成两个维度发力,以需求撬动居民态度和自我效能感,以互动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发挥党委、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等主体的协同作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驱动力: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以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分配份额度量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利用1992—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及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通过对偏好进行非线性估计并结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驱动力。研究发现:消费的不同定义和测度方式会使结论出现差异。在最终消费支出定义下,收入效应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在消费增加值定义下,若利用支出法GDP方法构造消费,则相对价格效应对2002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贡献大大增强。本文在理论层面为结构转型相关研究提供了需求侧视角,在应用层面有助于明确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特色产业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扩容——来自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的证据

加快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村消费扩容的重要途径,更是建设农业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基于2007-2021年全国县域面板数据,探讨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政策下,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扩容的影响机制。

公共服务水平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构建了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了公共服务水平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对居民健康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不同群体中,其作用效果有所不同;公共服务可以调节个体属性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公共服务削弱了年龄对居民健康的负向影响,并削弱了户籍和收入对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但强化了性别对居民健康的正向影响,有利于促进健康平等;公共服务水平提升有利于居民树立积极健康观,提升健康素养,形成科学的生活方式,合理使用医疗资源做好疾病预防、及时诊治、愈后康复,进而提升居民健康水平。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优化研究

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进入“从有到好”的新阶段,制度的优化成为关键问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保基本”的社会保险制度,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低、农村老龄人口基数大、管理层级低,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发展问题凸显。为此,从保险待遇、保险结构和经办服务三个方面提出六条优化措施:提高城乡居民参保的最低缴费档次标准;设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增长机制;引入集体补助促进保险缴费结构优化;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失地农民等劳动年龄段城乡居民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探索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转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者的分流途径和方法;探索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管理层级。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基于“源-汇”理论的山区农村居民点“三生空间”优化研究——以井陉县为例

本研究根据农村居民点以及太行山区县域“三生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源-汇”理论和MCR模型,从生态源地扩张和生产源地扩张的角度,依据“三生”功能构建阻力面指标体系,计算最小累积阻力面差,实现县域“三生空间”的划分和农村居民点分类整治优化。结果表明:(1)基于“源-汇”理论的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在山区“三生空间”格局构建,农村居民点分类整治中具有相容性和可行性;(2)研究区以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优化区为主,生态空间占比59.5%,以生态功能为主,农村居民点分布中生产功能占比62.7%,以生产功能导向为主,因此,乡村整治要根据农村居民所处的主导功能分类整治;(3)乡村整治应综合考虑农村居民点的生活、生产、生态功能特征,分类促进山区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

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及其影响因素,为今后开展健康教育干预工作、制定相关卫生健康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方法2021年1—10月,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概率抽样方法抽取全国15~69岁城乡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主要因素。结果经加权调整后,2021年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健康素养水平分别为30.70%和22.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方面,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东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1.372(95%CI:1.244~1.512);以15~24岁年龄段为参照,35~44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1.367(95%CI:1.140~1.640),65~69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为0.687(95%CI:0.553~0.854);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分别为1.849(95%CI:1.581~2.163)、3.471(95%CI:2.958~4.073)、7.564(95%CI:6.472~8.841)。农村居民方面,以西部地区为参照,东、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分别为1.595(95%CI:1.434~1.774)、1.587(95%CI:1.374~1.833);以15~24岁年龄段为参照,35~44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为1.546(95%CI:1.234~1.936),65~69岁年龄段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的OR值为0.770(95%CI:0.598~0.993);以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为参照,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健康素养水平OR值分别为2.390(95%CI:2.139~2.669)、5.235(95%CI:4.548~6.025)、12.816(95%CI:10.926~15.033)。结论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的健康素养水平均有进一步提升,但仍有较大上升空间,不同地区、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城乡居民健康素养的影响程度不同。

江苏省≥18岁居民烟草危害认知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江苏省≥18岁居民对吸烟和二手烟危害认知水平及影响因素,为完善控烟策略提供依据。方法2015年10月—2016年1月,采用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江苏省居民慢性病与营养监测14个监测点抽取当地居住≥6个月、年龄≥18岁居民,采用入户面对面问卷形式,调查居民吸烟、二手烟危害认知情况。结果有效调查8689人,吸烟危害知晓率为37.6%,对吸烟可造成心脏病、中风、肺癌的知晓率分别为43.7%、42.7%、70.8%;二手烟暴露危害知晓率为43.6%,对二手烟暴露可造成成人心脏病、儿童肺部疾病、成人肺部疾病的知晓率分别为45.6%、62.7%、64.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农村居民、苏中/苏北居民、女性、文化程度低者、吸烟者的吸烟/二手烟暴露危害知晓率均较低(P值均<0.05);≥60岁年龄组的吸烟危害知晓率较低(P<0.05)。结论江苏省居民烟草危害认知不够全面,应针对重点人群加大烟草危害知识宣传力度,降低人群吸烟率。

计及储能电池寿命衰减的居民小区光储优化配置

在居民小区配置光伏系统可减小电力系统的供电压力,配置储能装置能够减小光伏弃光率,同时还可以实现负荷的时空转移,减小负荷峰谷差。为使居民小区光储系统的配置更加合理,利用充放电次数和放电深度对储能电池寿命的影响,通过改进曲线拟合方法及线性分段处理方法,获得更加准确的曲线拟合函数和与原曲线更加贴合的分段线性函数,建立储能电池动态损耗模型;以光储系统年均净收益最大和负荷峰谷差最小为目标函数,对光储系统进行优化配置;最后使用不同权重求解方法得到光伏出力值及负荷需求值,采用多目标粒子群算法对在不同运行场景下的居民小区光储系统配置问题进行求解,并通过仿真对比分析不同运行场景下光储系统的运行策略。结果表明,居民小区储能系统在并网场景下的经济性和削峰填谷效果更佳,所采用模型合理有效,可为居民小区光储系统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

中国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十点规律与认识

居民家庭生活用水刚性强、标准高,是水资源消费最主要的终端单元,也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用水需求增长最快的用户,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深刻影响对总体用水格局的分析。通过系统监测、试验、调查和模拟研究,阐释了家庭生活用水行为占比、不同人群生活用水差异、节水器具、节水宣传、水价等对生活用水的影响规律,对比分析了国外和我国生活用水变化规律,提出家庭生活用水增长规律,构建了基于人口特征的需水变化曲线,预测了未来我国居民生活用水变化趋势,以期为我国生活节水管理和总体用水发展趋势研判提供参考。

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量表开发与检验

乡村振兴旨在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发展,乡村居民作为乡村发展的主体,其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提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目前学术界对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的研究涉及较少,能测量的量表更是少见。以乡村旅游地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回顾和半结构化访谈,提炼出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的核心内涵及结构维度;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问卷预调研等方式确定居民公民意识的初始量表,并对安徽宏村、湖南张谷英村和靖港古镇3个乡村旅游地所在居民开展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地居民公民意识量表由主体意识、法律意识和公共意识3个维度,共10个测项构成,量表的信效度俱佳。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于扩大内需、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0-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依据常相对风险规避效用函数理论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揭示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缩小消费结构升级差距的作用。研究发现:每增加1%的转移性收入,农村居民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将提高2.6%,并且随着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转移性收入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影响效应逐渐减弱;转移性收入主要是通过降低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占比、提高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比的方式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程度;转移性收入缩小了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地区间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程度的差距,尤其对于中低收入和中西部的农村居民作用明显。据此提出实施差异化的转移支付政策、强化弱势群体帮扶措施、拓展农村居民消费供给等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