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指数分解的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对数均值迪氏指数（LMDI）因素分解法,构建了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2000~2012年中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造成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其次是居民能源消费支出占总生活消费支出比重的增加。能源消费结构的改变促进了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的减少,是抑制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减少的主要力量。能源价格的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居民生活用能消费及碳排放量的降低。

我国居民生活用能发展趋势探讨

文章分析了我国居民生活用能总量、用能结构的变化,并按照国际惯例,分析了计入非商品能源后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特点;分析了能源比价关系、耗能成本、能源选择性、技术进步、收入水平和用能习惯、环保因素等影响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的主要因素。此外,还针对我国居民未来生活用能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TIRPAT模型

近年居民碳排放比重逐年上升。在此背景下,文章测算了1990—2014年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并运用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各变量对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结构、居民消费水平、城镇化率对我国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从绝对视角来看,各因素的弹性系数绝对值依次为:人口规模、城市化率、能源结构(负值)、居民消费水平和能源强度。研究结果为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集约型城市化的发展以及低碳消费的倡导提供理论基础。

上海市居民生活用能消费碳排放测算与分析研究

根据上海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相关的能源消费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最终需求角度评估了2001年-2010年居民生活能源消费及其碳排放。研究发现2001年-2010年上海市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从173.47万t增长到391.87万t,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量呈较快上升趋势,但总体处于较低水平。居民生活用能消费结构从以原煤和电力为主转变为以油品电力消费为主,原煤天然气综合利用的消费模式。未来一段时期内上海市需要合理拓展居民生活用能排放空间。

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及CO2排放情景分析

据《农业工程学报》2011年第10期报道，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需求一直呈现增长趋势，2020年农村居民生活用能需求量约2.95亿吨～3.75亿吨标准煤，秸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未来在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中还长期占主导地位。未来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CO2排放量都将持续增加，2020年将达2.49亿吨～3.36亿吨，主要排放源为燃煤。如果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我国农村地区可减少CO2排放量约0.87亿吨。

进一步统筹居民生活用能合理增长——杭州市区居民生活用能影响因素研究

居民生活用能消费的特征 笔者从数据可获得性及实际生活用能消费特征出发,将生活用能界定为家庭居民住宅用能和交通用能,主要包括住宅的炊事、热水、照明、室温调节、家用电器等生活能耗,以及自驾车所需要的用能,用能消费载体主要有电力、燃气和汽油等。

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及CO2排放情景分析息相关

据《农业工程学报》2011年第10期报道,我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需求一直呈现增长趋势,2020年农村居民生活用能需求量约2.95～3.75亿吨标准煤,秸秆薪柴等传统生物质能未来在农村居民生活用能中还长期占主导地位。未来中国农村居民生活用能CO2排放量都将持续增加,2020年将达2.49～3.36亿吨,主要排放源为燃煤。如果采取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我国农村地区可减少CO2排放量约0.87亿吨。

城市性格特质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居民生活满意度提升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城市,其性格特质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城市性格特质包括城市意志、城市情绪、城市态度三个维度,性格特质整体及三个维度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提升均起到显著的正向效应,且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城市情绪、城市态度、城市意志,效应大小在不同地区的城市表现出异质性。研究结论支撑了城市性格特质理论架构的建立,也为城市性格特质和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的探索提供了证据。

农产品流通数字化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研究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农产品流通数字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年—2021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测算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农产品流通数字化水平数值,并进一步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农产品流通数字化水平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发现农产品流通数字化水平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在农业发达地区,农产品流通数字化水平对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强。据此从加强农业欠发达地区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三个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文章基于CGSS调查的2021年数据,探究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及机制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将呈现边际递减的情况;此外,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促进社会参与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从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到高等教育的群体反而呈现负效应;进一步地,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存在倒“U”型关系,也即存在最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偏离了最优的数字乡村建设,将会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

基于地图可视化、空间自相关、标准差椭圆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探究中国2006~2020年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并采用时空地理加权模型(GTWR)实证考察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逐年增长,年均增长率为10.12%,但增速逐渐放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差异特征,且在样本后期呈现逐渐收敛态势.城市居民生活碳排放水平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标准差椭圆呈现向心集聚的趋势,且分布重心逐渐向西南移动,累计迁移了68.97km;居民生活碳排放的动态演进受到邻地城市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时间趋势上,人口密度、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产业结构在大部分城市促进碳排放,但影响力逐年减弱;技术投入和环境规制则降低碳排放,且影响力逐年增强;空间分布上,人口密度、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在南部的影响力更强,而技术投入、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的影响力在东部更强.

吉林省科技投入赋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对策研究

科技投入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科技投入不足不仅影响科技创新,也制约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文章介绍了吉林省科技投入现状,在此基础上,对吉林省科技投入赋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从加大科技领域财政投入力度、促进城乡融合与协同发展、发挥产学研用协同优势、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科技投入赋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对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基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居民生活改善的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令传统行业焕发新生,催生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尽管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的积极影响已经得到广泛认可,但其内部机制和中介效应仍然需要深入研究。所以本文基于产业结构优化与居民生活改善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以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力决策支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居民生活改善在数字经济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家乡情怀、感知价值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基于“刺激—反应—行为”理论,将家乡情怀、感知价值纳入分析框架,利用福建省311份农村居民的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乡情怀和感知价值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家乡情怀、感知价值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探讨发现,感知生态价值和感知社会价值在家乡情怀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鉴于此,提出加深农村居民的家乡情怀,营造关系紧密的乡村氛围;提升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感知价值水平,引导农村居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提高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参与度,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影响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于此,本文利用省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农村居民生活品质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呈“自东向西”依次减弱趋势。从作用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村居民生活品质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另外,为进一步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本文提出加大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力度、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应用、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持续监管和政策评估等相关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居民生活治理的运行机制——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L社区“乒乓球俱乐部”为例

日常生活是研究社区治理的重要维度,源于居民日常生活的社区社会组织作为重要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已成为趋势。研究发现:社区依靠居民自发组建的社会组织实现了群体整合与行动单元再造;采取“调动社区党委—聚合党员—吸纳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分子—联结普通居民”的纵向递进吸纳式党建实现了社区党组织的政治引领;通过横向联动枢纽式党建活动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及其他治理主体参与社区特殊性生活事件的处理;以特殊性生活事件带动普遍性集体行动,进而使居民参与到社区普遍性公共事务中。本研究从党建引领生活治理视角来回答社区为谁而治、谁来治理、如何治理等问题,丰富了基层党建的实践内涵,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居民生活垃圾的合作治理研究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已明显提高,城乡共同发展被逐渐重视。农村居民环境治理问题成为社会重点关注内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文件的颁发,各级相关部门逐步开展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以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实现农村绿色发展。但对当前阶段,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中存在治理力度不足、垃圾处理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需要提出创新性治理策略,推进高效改革。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农村居民生活垃圾治理的意义,提出当前阶段生活垃圾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合作治理策略,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垃圾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参考。

共同富裕视域下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能否助推居民生活源碳减排

中国致力于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经济福利和生态福利基础上多层次的共同富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提高全民经济福利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必要环节,而抑制居民生活源碳排放则是面向“双碳”目标增加生态福利的重要方面。以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选取地势平整度为工具变量,实证研究了城乡收入差距对生活源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越大,居民生活源碳排放越多,且该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仍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生活源碳排放的减排作用更偏向于居民生活源碳排放水平较高的地区,更偏向于贫困地区,更偏向于低城镇化地区,以及更偏向于东部和西北等地区,这为因地制宜的生活源碳减排政策提供了依据;机制分析表明,城乡收入差距通过作用于居民能源消费结构清洁度而影响居民生活源碳排放。在新时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应持续缩减城乡收入差距,以降减生活源碳排放和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中国典型省份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

由于我国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能源消费模式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差异,从而使得各省份的碳排放特征复杂多样,而通过识别、把握不同省份的碳排放驱动因素,则有助于我国“双碳”战略目标的实现。为此,本文在Q型聚类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人均GDP与碳排放强度将我国30个省份划分为领先型、探索型、改革型、问题型4个集群,并从中选择北京市、四川省、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分别作为领先型、探索型、改革型、问题型省份的代表,从经济活动和居民生活产生的碳排放角度入手,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LMDI)来分析研究2000—2019年我国4个典型省份的碳排放驱动因素,以及驱动因素中各个效应对二氧化碳排放发挥的具体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北京市、四川省、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由经济活动人口效应、经济活动人均GDP效应驱动的碳排放量均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由经济活动经济结构效应、经济活动能耗强度效应、经济活动能源结构效应驱动的碳排放量则均呈现出下降的发展趋势。2)北京市、四川省、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由居民生活人口效应、居民生活能耗强度效应驱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3)北京市、天津市由居民生活城镇化效应驱动的碳排放量均呈现出下降的发展趋势,而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由居民生活城镇化效应驱动的碳排放量则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4)北京市、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由居民生活能源结构效应驱动的碳排放量均呈现出下降的发展趋势,而天津市由居民生活能源结构效应驱动的碳排放量则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

护城河污染对当地居民生活的影响及其改进策略研究

阐述护城河的概念及现状,从生活污水、工业污水、医疗废水任意排放,垃圾成堆,游客环境意识淡薄,管理人员管理不到位几方面分析当地居民生活对护城河的影响,并针对相应问题提出护城河项目的具体改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