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负债的特征事实、逻辑成因与风险防范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住户部门的债务显著扩张,居民杠杆率、资产负债率、债务收入比等指标都显著提高,且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水平。中国居民负债呈现出以住房贷款为主、负债增速过快、省市差异较大、城市中青年人群体债务压力较大的特征。国际经验显示,信用扩张是各国经济增长中枢下行阶段防止经济失速的主要方式,金融机构对居民贷款的偏好和城市化驱动的购房需求是中国居民杠杆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居民债务的过度积累会挤出消费,对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应稳定居民和企业预期,保持住户部门资产端的稳定,健全居民债务监测与预警体系,尽早谋划债务代际平滑对冲机制。

居民负债与绿色消费——以新能源汽车为例

从居民负债水平这一金融因素出发,研究其对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影响,并且通过对选取的31个省份2015—2018年面板数据加以实证检验;研究过程中,为克服居民负债水平的内生性问题,选择住宅商品房价格作为其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表明,居民负债率对于新能源汽车消费具有显著推动作用,且财政补贴与负债存在交互效应,即高负债地区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更弱,在补贴力度大的地区负债的推动作用也会被抑制。因此在补贴退坡的背景之下,为稳步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释放、推动绿色消费,政府应当合理引导汽车消费金融行业并以政策促进新能源汽车信贷的发展,企业应当着眼于高杠杆水平城市、开发潜在的消费市场。

数字金融对居民负债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构建Probit和Tobit模型分别考察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是否产生负债行为和家庭负债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负债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金融对家庭负债率的影响会因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即数字金融对中低学历和中低收入家庭负债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对释放数字金融红利、警示过度负债带来财务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中国房价和居民负债率关系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中国的房价和居民负债率近年来均持续上升,本文通过研究房价和居民负债率之间的相关数据,去分析二者的因果关系,并且通过对南京市居民的问卷调查,证明了房价导致负债率上升。

居民负债压力下的财政政策效应探讨

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信贷力度的不断提升,我国居民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甚至是一直增长以及变化的。在居民负债压力下,势必会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消费心理以及投资预期,这些都会直接反映在财政政策体系之中。为切实有效的降低居民的负债压力,同时也为了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核心以及关键作用,有必要结合实际情况,行之有效的进行财政政策的科学变革以及高效创新。

居民负债压力下的财政政策效应

2016年至今,中国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居民负债率增长最快的国家。居民债务的快速累积会改变居民消费及投资行为,进而影响宏观政策效果。本文使用局部投影法考察了中国居民负债率迅速上涨对财政政策效应的影响,并结合包含住房消费属性和居民贷款违约风险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居民负债率样本下的财政支出乘数明显小于低居民负债率样本,居民债务会抑制财政政策效应发挥。居民债务会通过改变财政支出冲击对利率、通货膨胀、住房相对价格及贷款违约风险等变量的作用,影响投资、消费和产出。进一步地,住房消费和一般消费品消费对财政支出冲击的响应在不同债务环境下出现分化,居民贷款违约风险会经借贷约束变化作用于居民消费和投资。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居民债务对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反作用。合理控制居民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部门的负债率,重视债务压力下不同产品消费的变化趋势,加大对非住房消费的财税扶持力度,辅之恰当的货币政策,维护住房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将有助于促进财政政策“增效”,加快形成经济发展新格局。

居民负债增长、金融风险与高杠杆率下的负债结构调整

本文将居民负债引入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刻画居民、企业、银行的杠杆率约束,深入探讨居民负债变化的根源,研究居民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债务刺激经济增长背后蕴藏的金融风险。研究发现:(1)现阶段中国居民负债适度增长能够促进需求增长,减小金融摩擦,有利于经济增长;(2)部分企业背负了过高的债务,长期来看,企业负债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直接推动企业去杠杆将在短期内带来较强的负面经济波动,为保证经济平稳运行,应将适度提高居民负债以挤出企业负债作为负债结构调整的策略;(3)居民负债增长所带来的边际金融风险较小,适度提高居民负债能促进经济增长且不会使经济累积较多内生脆弱性。同时,为进一步减小居民负债增长带来的金融风险,应以提高居民信贷参与率为主要方法。

居民家庭负债对消费的影响:财富效应抑或财富幻觉--基于城乡居民家庭的对比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居民家庭负债对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居民家庭负债通过财富效应和财富幻觉对居民家庭消费产生双重影响。同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农村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效应大于城市居民家庭,而城市居民家庭持有负债所产生的财富幻觉要高于农村居民家庭。进一步地,发现农村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享乐性消费上,而城市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发展性消费上;农村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幻觉体现在享乐性消费上,而城市居民家庭负债的财富幻觉除了体现在享乐性消费外,还有一部分体现在了基本性消费上。

从居民资产负债表看中国财富标志的演变及其影响

"财富标志"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概念之一。财富标志体现为居民的实体资产和金融资产,居民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结构变化就体现了财富标志的演变。本研究编制了1994-2009年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表,并与加拿大、日本、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四国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对比,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财富标志的演变。又采用热最优路径法研究了财富标志演变对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应对中国财富标志演变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住房、证券和存款充当了中国居民近20年来的主要财富标志;财富标志的类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基本都一样,但是,各种类型的财富标志所占的比例很不一样,演变特点是物质性财富标志占比受土地的影响较大,非物质性财富标志比较分散,是财富标志泛化与转移的主力军;土地住房占比增长率的变化显著影响了CPI和GDP增长率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购房支出与居民部门负债可持续性

近年来中国居民部门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均持续提高,探讨中国居民部门负债可持续性问题具有现实意义。借鉴公共部门负债可持续性的研究框架对居民部门的负债可持续性问题及人口老龄化和居民购房支出等因素对居民部门负债可持续性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和购房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的提高会增加居民部门的负债缺口。并使用中国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购房支出增加和老龄化会引起居民负债缺口增加。

中国居民部门负债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我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借鉴公共部门负债可持续性研究框架和世代交叠模型对居民部门负债可持续性问题以及居民部门债务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影响中国居民部门负债的核心变量。研究发现:住房价格是我国居民部门负债水平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财政性保障支出和人口老龄化与居民部门负债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实证研究还发现:我国东部省级行政区居民部门负债水平的影响因素与国家整体的影响因素比较类似,而中部省级行政区的住房价格是影响居民部门负债水平的共同核心变量,西部地区影响居民部门负债水平的核心变量却无法提取。

收入差距、负债状况与家庭住房资产配置

基于CHFS2013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负债状况和家庭住房资产配置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收入差距的扩大阻碍居民对房产的获取,收入分配不平等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会提高居民负债水平.以居民负债为中介的"收入差距-居民负债-家庭住房资产配置"传导机制存在.

居民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医疗支出?——基于门限效应模型的经验分析

医疗支出是加剧中国家庭财务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其多少往往受到家庭负债的制约。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为研究样本,使用门限效应模型系统检验居民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医疗支出。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居民家庭负债对医疗支出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门限值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其中,城市居民家庭负债率的门限值约为农村居民家庭的3.4倍。同时,西部和东北地区居民家庭负债对医疗消费支出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而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家庭负债并未表现出明显的门限效应。这不仅为进一步完善中国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供新的思路,也为防范化解居民家庭面临的健康冲击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估计:1978-2019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方面对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关注度上升。但目前仍缺乏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资产负债表的演变,做出口径统一、时间连续的相关研究。本文尽可能广泛地搜集相关文献和统计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了1978-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资产类别涵盖了主要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结果显示,截至2019年,中国居民总资产规模约465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147万亿元,人均10.5万元;实物资产(仅包括住房和汽车)318万亿元,人均22.7万元。中国居民总负债大约55.3万亿元,人均约4万元。居民部门总资产与可支配收入的比值已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相当,但从结构上看,住房等实物资产占比较高,金融资产比重偏低且多元化程度不够。居民部门杠杆率近年显著上升,但仍明显好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状况,偿付能力较强。此外,杠杆率变动呈现逆周期特征。居民部门作为资金净融出部门,充当了经济稳定器角色。

股价波动对微观主体决策行为的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股票价格波动通过对居民资产负债及消费的决策行为变化和企业投资经营决策行为变化,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增长。危机后我国经济逐步进入新常态,在此背景下,2015年股灾的发生引起微观主体经营决策行为出现新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通过研究股灾造成居民资产负债配置和企业经营决策行为的微观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家庭杠杆率解读及对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近年来,中国家庭杠杆率呈现快速上升态势,关于家庭杠杆率是否过高、是否需要通过政策刺激居民家庭举债消费作为扩内需的方法,各方观点一直未能统一,争议较大。本文通过三种方法计算中国居民部门(家庭)杠杆率,理解和分析这一指标的内在逻辑,并阐释了这一指标快速上升的成因、影响和对商业银行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债务问题中的关键堵点

2024年,中国经济将继续进行结构性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对中国债务问题的恰当处理是关键一环。冯万奇的文章根据数据测算指出,与社会层面的感性认识相一致,我国的整体债务规模确实较高。但我们需要从债务结构来理性认识系统性债务风险:与美国以消费与金融债务为主的债务结构不同,中国债务所对应的底层资产以第二产业为主,其中包括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项目投资,这些资产都有持续拉动经济增长、产生利润的能力,因此中国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的可能性远低于美国。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下,债务问题解决之道在“债”之外,中国有条件从生产端入手,通过降低贷款利率、降低能源、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价格等宏观经济调控方式,切实提升债务所对应的加工制造业的盈利能力,让实体经济在新周期中释放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中国居民杠杆结构演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居民杠杆结构产生、演变机制的理论模型,其次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杠杆结构的演变路径、动力机制及其风险因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杠杆存在较大结构分化,金融管制对结构产生及其演变产生影响,利率管制放松、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为居民杠杆结构演化提供动力,并决定其路径,居民杠杆结构演化过程中,金融风险可能增加。本文建议,要差异化和针对性地采取金融政策,缓解居民杠杆结构分化所产生的问题,同时合理利用居民杠杆,防控杠杆结构性问题产生的金融风险。

超额储蓄的再讨论及其政策含义

市场近期对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讨论较多,但由于对储蓄和存款的概念界定不清,导致推演逻辑存在两点谬误:第一,错把储蓄等同于存款,进而也错将超额存款视作超额储蓄;第二,误认为消费复苏潜力与存款和储蓄规模相关。本文从储蓄和存款的基本概念出发,重新对超额储蓄及其政策含义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