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公司现金持有量

结合高层梯队理论指出的管理层特征会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观点,文章选择2010-2020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会增加公司现金持有量,且实际控制人短视在两者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公司现金持有量的提升作用在地处非一线城市、资产规模小、高科技属性、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少等类型的公司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框架和监管部门持续加强监管体系建设等提供了经验支持。

境外居留权、控制方式与研发国际化——来自中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5年中国创业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对研发国际化(以公司建立海外研发中心来衡量)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能够带来积极的经济后果,对上市公司海外研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一效应在实际控制人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样本中,在行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更为显著。文章拓展了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的经济后果研究,深化了实际控制人个人特征影响公司治理的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企业利用各项资源开展海外研发,提升公司竞争力。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风险承担——来自A股上市民营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上市民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的比例持续上升,得到广泛关注。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可能性:境外居留权可能激化实际控制人与中小股东、债权人的代理冲突,提高实际控制人的风险承担意愿;也可能加剧融资约束和投资短视行为,加重实际控制人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前一种理论预期。进一步研究验证了实际控制人风险承担的控制权私利动机、财富分散动机和资源优势假说,风险转移动机并未得到验证。法律环境会弱化境外居留权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实际控制人参与治理会加强该影响。境外居留权并未影响实际控制人的长期经营意愿。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的风险承担行为会产生积极的价值促进效应,提升企业价值。本文完整地梳理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理论逻辑,丰富了实际控制人特征与企业决策的研究文献,对我国公司治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的分析

本文采用2007~201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公司表现出更高的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即更多公司层面信息融入股票价格,股价同步性降低。进一步的路径检验显示,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公司表现出更高的信息披露质量,同时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调研,进而从公司内、外部两个视角解释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提升的原因。最后,就境外居留地是否与我国签署引渡条约对样本进行再检验,没有发现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的证据,表明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积极影响是普遍存在的。

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对审计费用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公民通过旅游、经商、工作、学习等方式开展着频繁的国际交流。与之相伴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取得境外居留权,甚至外国国籍。笔者采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5—2013年的数据,从审计风险的角度实证考察了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引渡条约显著影响了境外居留权与审计费用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且此地区未与我国签署引渡条约时,审计费用显著增加,而当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取得境外居留权,且此地区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时,审计费用并未显著增加。研究结论为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监管部门尤其是审计师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制度的完善

居留权制度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与人权有着重要联系。我国的外国永久居民偏少,既有经济发展水平的原因,也有社会管理制度的原因。从我国国情出发,作为我国外国人管理制度之一的外国人永久居留权制度可从类别、透明度和程序三个方面完善。

论“一国两制”下两地法律解释体制的冲突与协调——以“居留权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为研究对象

基本法是以大陆法系为基础的,但基本法又是需要在以普通法为主的香港特区实施,因此,实施基本法与普通法的习惯必然有冲突与矛盾。法律解释问题涉及到香港的司法独立,并最终与保障香港地区的高度自治产生联系,于是大陆与香港两种法律解释体制的融合是"一国两制"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人大释法成功地化解了香港的人口压力或危机,表现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终审权的尊重。随着"一国两制"成为一种国家制度现实、法制现实和法治现实,两地法律解释体制之间正在不断地磨合并逐渐走向和谐。

董事会成员境外居留权、审计师选择与代理成本——基于国有企业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获得境外居留权的公司高管和董事会成员普遍存在于上市公司中,其治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话题。以国有企业董事会成员境外居留权为视角,手工收集2004～2015年董事会成员境外居留权数据,实证检验了董事会成员境外居留权、审计师选择与代理成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会成员境外居留权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基于降低代理成本的需要,董事会成员境外居留权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进行审计,同时也付出了更高的审计费用,研究结论对于现阶段规范国有企业有关人员的境外居留权具有重要意义。

两种居留权案件——香港基本法第24条解释的第三条道路

香港基本法第24条旨在回答,谁、通过何种程序、符合何种条件才能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身份,其主体部分可以分为作为操作性条款的第2款和作为授权性条款的第3款。在这一功能分区解释的基础上,所谓的居留权案件就可以区分为"为了居留权"的案件和"关于居留权"的案件,前者提出的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主体范围的问题,取决于对第24条操作性条款的解释,后者提出的才是居留权的保护程度和限制限度的问题,取决于对授权性条款的解释。而之所以第24条通常被定位为人权条款,在于解释者未能自觉把握在基本法所承诺的法制连续性背后所发生的宪制革命或"根本规范转移"。

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

现金股利政策作为公司主要财务决策之一,一直以来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相关研究忽视了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个人背景特征可能会对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倾向造成影响。对此,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会显著抑制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进一步分析发现,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与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之间的负相关性在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小、公司治理较差以及居留国家或地区未与我国签署引渡条约等类型的公司中更加明显。本文为有关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开辟了新视角,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也为监管部门加强对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民营企业的监管和市场投资者的评估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会加剧实体企业金融化吗?

近年来,实体企业“金融化”趋势明显,其消极影响备受关注。基于此,本文研究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境外居留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金融化程度更高。机制检验显示,代理冲突、短视行为及过度自信是境外居留权“金融化”效应的路径。作用环境分析表明,在市场化程度低、非四大审计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独立董事占比较低和股权制衡度较低的内部环境下,境外居留权加剧金融化的效应更显著。研究结果表明:监管层需关注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企业金融化的促进作用;投资者应考虑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的负面影响;良好内外部治理环境能够缓解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不利影响。

CEO境外居留权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6~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社会身份认同理论视角实证检验了CEO境外居留权对精准扶贫这一新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当CEO拥有境外居留权时,上市公司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投入显著降低。作用机理检验显示,在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弱、易发生代理问题的情景下,境外居留权导致企业社会责任投入更大幅度地下降;同时以高管在职消费作为代理成本的替代变量,发现CEO境外居留权显著提高了公司代理成本,这说明境外居留权削弱了CEO的组织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得CEO缺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拓展性研究表明,相比于中国港澳台地区居留权和通过海外学习、工作获得的境外居留权,国外居留权和通过投资移民方式获取的居留权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更显著的负面影响;当CEO性别为男性、年龄较大或兼任董事会成员时,其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价值——基于社会责任的遮掩效应检验

根据高阶理论,实际控制人特质将影响企业决策行为,但是,鲜有学者关注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企业社会责任及经济后果的影响,文章基于政治成本假说,利用2010-2016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样本探索境外居留权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决策行为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但境外居留权降低企业价值,社会责任在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和企业价值之间起到遮掩效应,抑制了境外居留权对企业价值的损害。实际控制人感知的经营压力对社会责任承担及其经济后果具有调节效应,企业相对业绩和内部控制反向调节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社会责任和企业价值的影响。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股价崩盘风险

本文以2016—2020年我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会加剧股价崩盘风险,在进行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若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所在地与我国未签署引渡条约,股价崩盘风险会显著增加,若居留所在地与我国签署引渡条约则对股价崩盘风险无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的经济后果以及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文献,也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供了借鉴。

逃离还是发展:境外居留权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

以2010—2016年深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年发布的企业信息披露评级作为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衡量,研究了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特征对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来消除外部利益相关者对其存在严重代理问题的质疑。同时进一步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在两权分离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会计稳健性--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实际控制人拥有的境外居留权易受"跑路"质疑,其控制的公司易受到社会、媒体及投资者的广泛关注。为缓解外界质疑,境外居留权公司努力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治理良好的积极信号。以自然人控制的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研究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境外居留权提高了会计稳健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境外居留权公司倾向聘请高质量的审计机构进而提高了会计稳健性,同时境外居留权公司在分析师和研报的高度关注下也倾向提高会计稳健性。进一步分析表明,境外居留权与会计稳健性的正向关系在非违规公司和债权人监督较强的公司中更为显著。

香港居留权法律问题分歧及其解决路径探析

香港居留权法律问题分歧源于《基本法》第24条规定的模糊性,"双非"孕妇赴港生子和外佣入籍等使此分歧持续扩大。各方对此问题有不同立场,存在分歧。分歧的解决路径主要有修改《基本法》、特区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法院自我纠正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最具正当性与可行性,解决居留权分歧的最佳路径是由香港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同时香港法院应重新定位解释思路。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过度投资

以沪深A股2004—2018年自然人控制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境外居留权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自由现金流是境外居留权影响过度投资的中介路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两权分离诱发并强化了实际控制人的"掏空"动机,较高的两权分离度加剧境外居留权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但支付较高的现金股利能够减少企业用于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较高现金股利政策缓解了境外居留权对过度投资的影响。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审计师选择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包括民营企业家移居海外获取境外居留权的行为成为媒体和公众热议的话题。本文利用2010年-2017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数据,对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企业如何选择审计师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时,会倾向于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研究结论为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的经济后果提供了经验证据,对监管部门尤其是审计师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进一步完善外国人居留权利立法

构建《外国人居留法》不仅是为了保护外国人的权利,也是为了规范约束外国人行为;更是为了实现在中国居留的外国人与中国人和睦共处,促进和谐社会加快发展,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但是,我国现有相关立法条规,已不能完全适应新世纪的发展。因此,应该更新观念,参照国际立法趋势,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一套完整的外国人居留权利法律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