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分化时代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广州、深圳“居站分设”模式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带来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转变,我国已经进入一个具有非均衡特征的利益分化时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暗流涌动。在此背景下,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以实现利益协调与社会和谐就成为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城市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战略空间,正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其在城市基层管理和社会稳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议行合一"到"议行分设"作为地方政府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创新性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的运作绩效,但要实现更高层级的社区组织管理和社区建设目标,还需要继续推进制度创新。

社区纽带、资源分配与社区自治——基于S市“居站分设”实践的反思

长久以来，学者们将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得不到发挥归因于其承担过多的政府行政职能，由此开出“居站分设”的“药方”，并于近年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居站分设”能否真正带来社区自治？对最早实施“居站分设”的S市案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居委会行政化只是问题的表象，“居站分设”是一个建立在表面化诊断之上的“药方”。基于共同体理论和社区自组织动力的分析表明，社区天然纽带的缺失和政府资源介入未能创造社区纽带，才是社区自治难以实现的本质。在基于行政区划自上而下、社区缺乏主动性的公共资源分配方式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居委会难以获取足够的自组织动力而成为社区自治的核心主体。

社会资本视阈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以深圳市宝安区为例

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绩效。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村改居"社区的大量出现,处在城市的新社会空间之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进行"居站分设"治理模式的变革,出现了治理困境,给和谐社区的构建带来了难题。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分析"村改居"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利用传统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的必要性。

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经过多年的改革,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从"议行合一"到"议行分设"再到"居站分设"的巨大变化。在中共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建设的形势下,社区的重要性将更加凸现,社区管理体制面临新的改革。可能的改革方向包括行政化方向和民间化方向,前者的基本思路是"街站合并重组,街道办小型化",后者的基本思路是"把社区工作站定位为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方向各有特点,各有利弊,各有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