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情感的自由表达:屈原之死与《楚辞》之美

《楚辞》的艺术魅力在于对生命情感的自由表达,它来自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对忠诚的至死坚守,是发自内心深处的生命的体验。屈原的诗作正是以不拘于形式成规的笔法,建构了一个超乎寻常的人神合一的奇异的艺术世界。真正读懂屈原及其《楚辞》,应建立在理解和把握屈原之死文化意义的基础上。

再论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精神,鲜明地表现在屈原辉煌灿烂的篇章之中,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认同度,然而楚辞学界却迄今未能形成共识。屈原死因中的“殉国”说时下被点评为在抗战那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古为今用”。有鉴于此,本文对屈原之死及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实质和内涵进行考察和辨析。

从民间信仰析论屈原之死

"神鱼送尸"、"水仙"、"江神"等民间关于屈原之死的传说,实际是楚地民间水(鱼)中转生信仰对"屈原之死"的价值判断。屈原自沉前的诗篇告诉我们,诀别人世前的屈原,是激情的,但也是理性的,而诗中密集的水意象、浓浓的"昆仑"情结等水文化符号,亦暗示着屈原价值判断中对楚民族水中转生信仰的文化认同。故屈原之死的方式选择,深受楚地民间信仰的影响,楚民水(鱼)中转生信仰是重要的文化性根源。

自沉于江不随波,涤净汨罗水清清——谈屈原之死的崇高美

屈原之死具有崇高的美学意义。死亡令人恐惧，生命本值得珍惜，但屈原为了心中的理想，不愿随波逐流，更不愿与污浊同流合污，他伟大的心灵和强烈的情感迸发深深震撼着后世众人的心灵。屈原投入汨罗江的那一刻已超越了个人生死，超越了功名富贵，涤荡汨罗，迸发出摄人心魄的崇高美。

“离骚”意蕴与屈原之死

屈原"离骚"本义应该是"出离愤怒,"而不是其它。"出离愤怒"的根本原因是"哀民生之多艰"和自己拥有"明于治乱"之才而不得施展。透视屈原之死及其历史评价,我们可以发现传统生命观价值取向存在的偏失。作为特定时期的历史人物,屈原应该定位于"伟大的诗人,"不应该定位于"伟大的爱国诗人"。

从《离骚》看屈原之死

在教学《离骚》第一课时时，笔者介绍作者时讲到，屈原被流放后，因不愿看到楚国的灭亡，在迷惘和痛苦中，最终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突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说：“老师，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呢？他非死不可吗？假如屈原不死，情况会怎么样？”对于学生的这一连串的提问，笔者一时感到有些意外，因为在过去的教学中，我们都在强调屈原的自投泪罗江而死是其执著追求理想和忠君爱国的表现，很少考虑到上述问题。

屈原之死

有人说：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反复无常,人生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在人生之路走不通的地方,要知道退让一步的道理;在走得过去的地方,也一定要给予人家三分的便利,这样才能逢凶化吉,一帆风顺。又有人说：不论做任何事都要留有余地,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这样即使是造物主也不会嫉妒你,鬼神也不会伤害你。假如一切事物都要求尽善尽美的地步,一切功劳都希望登峰造极的境界,即使不为此而发生内乱,也必为此而招致外患。

论诗人之死——从屈原《怀沙》看其死亡恐惧及其消解

从屈原投江自沉前的最后一篇作品《怀沙》出发,分析诗人之死的心理及行为,对其死亡恐惧及其消解进行思考,以期在人类死亡问题的探索上有所收益。

心火中的涅槃——从屈原的创作看其道德人格及其诗人之死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他以生命熔铸的不朽诗篇和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后人的文学创作乃至思想观念、价值判断等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从其创作观其诗人之品、之志、之行,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作品,并走近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屈原之死的文化阐释

对于屈原的死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如果开拓思维，从更广丸的文化原因来谈，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当时的楚地文化从本性上说是一种巫术宗教文化。作为这种文化的虔诚者，屈原在当理想和现实绝望之时，天然地迷恋和认同于鬼神召唤便带有某种必然性。二是更为先进的北方理性文化使先知先觉者屈原痴迷地沉醉其中。在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时，这种执着和恪守又是其选择死的重要缘由。三是从更为宏阔的思想长河来看，中国儒道释相互融合的中华民族成熟的文化人格还没有真正形成并成熟。只有经过两汉，穿过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到了两宋时期才渐趋成熟。人们才可以更加圆润地对待人生的困境和生死。这种从文化上对屈原之死所作的整体阐释，为我们了解和把握屈原的死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和方法。

汨罗之殇——以心理学视角还原屈原之死

两千多年前，没有富士康，没有精神卫生诊疗标准，也没有心理医师，但是有精神压力和心理问题，精神压力和心理问题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只不过古时候人们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话说屈原之死

屈原（约前339～前278），名平，字原，战国时楚国大臣，文学家。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他怀着满腔哀怨和愤怒，自投汩罗江（今湖南东北部）而死。

从屈原作品透视其悲剧的文化蕴含

《橘颂》奠定了屈原人格的基本思路。他把国家、君王看作是王道在历史实践中的直接显现,这一思想逻辑直接导致了他的“昏君和腐败的国家具有永恒的合法性”的观念。祖国则是一个情感概念。屈原的痛苦与悲剧就在于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分析屈原作品及屈原之死对剖析其人格精神背后的政治文化及导致其悲剧的文化根源均有时代的认识价值。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探寻屈原何以“无路可走”

屈原之死,并非是一个个体的简单选择,而是一种生命现象,一种极其痛苦的生命现象,其中隐含的信息与意义令人深思。在笔者看来,屈原之死不仅关乎他的现实困境、生存危机以及精神孤独,更重要的,是关乎个体存在的意义危机。屈原之所以"无路可走",是因为他突然发现曾经确信不疑的意义世界—王道神义、君子人格,原来是如此荒谬与虚妄;为了确信一个新的意义世界,他上天入地、几经周折,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意义世界——神圣性精神家园,这是屈原寻求到的一个想要安顿灵魂的所在。无论这里是否安顿了屈原的灵魂,但它至少表明了屈原曾经的希冀和探索。

从神仙之思到忠臣之怨——汉代咏屈赋中的屈原形象

屈赋本身的神仙思想和汉代求长生的社会风气,导致汉代士人咏屈赋中出现了大量的神仙家语。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逐渐确立,汉人对屈原的认识经历了由神仙到贤臣的转变过程,与此同时,屈原之死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屈原形象的转变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态,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及学术背景。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1671年,顾炎武出游京师,住在外甥徐乾学家中。有一天,国史院学士熊赐履前往徐家,邀请顾炎武修《明史》。熊赐履乃康熙亲信,他此次前来邀请顾炎武修《明史》,言下之意,就是想让顾炎武屈服,承认清廷的正统地位。顾炎武想也没想便严词拒绝道:“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经典的解构与解释——评黄玉峰老师《从自恋到自杀》

黄玉峰老师《从自恋到自杀——我读屈原》（《语文学习》2012年第6期，下称《从》）称：“他封闭在自己营造的世界里，一边怨恨，一边难以自拔地陶醉着”，认为屈原人格中包含强烈自恋因素，屈原之死完全出于个人的不满。这可谓“新瓶装旧酒”，“旧”的是现代人颠覆经典、疑古成风之病，“新”的不过是精神分析的方法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