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

王逸与班固的屈原评价之争,焦点在于,班固以屈原为“贤臣”,王逸则强调屈原是“忠臣”。班固的读屈原,继续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的“士不遇”主题,却变同情的愤怨为明哲的平静,于是带出了认为屈原过于激烈的批评。王逸的读屈原,则由士不遇的命运感伤而转变为忠君眷国的道德表彰,从而也弱化了屈原的怨君疾世之情。他们转变了自贾谊司马迁以来士人阅读屈原而注重情感的接受维度,将理性的阐释放在了阅读活动的首位,并使士不遇的哀伤与忠君眷国的坚贞成为屈原阅读史上的两大主题。

学习《楚辞》,研究《楚辞》——兼论历代关于屈原评价问题的争议

我国是一个诗歌创作历来就很繁荣的国家,诗、词、曲、赋的作家,有如繁星丽天;而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为其冠冕。屈原是继《诗经》之后彪炳我国诗坛的楚辞这一新兴的诗歌体裁的最大作家,也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离骚》这一政治抒情长诗,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其他如《九歌》、《九章》、《招魂》、《天问》也都是古老的艺术珍品。因而它们不仅是高等院校中文系科的必读教材,而且也应该作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参考读物。大家知道:博览群书的毛泽东同志,对于楚文化的结晶——《楚辞》是很爱读的。据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同志回忆:1957年12月,毛泽东就曾要求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搜集给他。”

论元散曲中屈原评价的文化意义

元人对屈原基本上都是持一种嘲讽的态度。这种价值评判的形成 ,与元人的生存环境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价值向度的变形来自于生存环境的险恶。同时 。

两汉与魏晋南北朝对屈原评价的差异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虽然都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但评论的侧重点却有较大的差异。两汉侧重于屈原及其作品的思想——人文合一的模式;魏晋南北朝侧重作品本身——文学本位的视野。这种差异主要是文学本身的发展和特殊的社会思潮造成的。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和关于屈原的论争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具有若干异于西汉的新特点 ,本文依据史料 ,在对此时期绍骚、注骚之总体情形观照的基础上 ,重点就王逸、班固关于屈原的论争及其依经立义的深层原因予以论述和探析 ,认为王、班二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既缘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 ,更缘于其思想性格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 ,与其说是进步与保守的对垒 ,毋宁说是人性深处之生命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