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宋作品的山水审美取向及其对汉赋的影响

《诗经》对于山水,侧重观照其高大与盛满,情感体验以积极为主。在屈原这里,流放地的险山既是恶劣的生存环境,又是政治的隔绝因素;作为楚族灵魂家园的水域,也只能是诗人生命终结后的灵魂归宿,而非现实政治失意后心灵伤痛的有效疗养之域。屈原作品的山水情态直接影响了汉代楚辞体作品。宋玉的《高唐赋》最先将战国楚地以悲为美的审美取向落实于山水题材作品,正面审视山的险怪、水的迅疾之美。宋玉《高唐赋》对于山水的观照角度与态度,直接影响了汉代散体赋的山水审美取向。

楚辞的文体区分与屈宋的文体意识

文体的发展在文学史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诗经》到楚辞再到汉赋,是中国文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的文体发展过程中,屈原与宋玉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仔细分析屈原和宋玉的作品,我们从文体上大致可以分为六种情况.第一种是《九歌》体,第二种是《离骚》体,第三种是《招魂》体,第四种是《天问》体,第五种是对问体,第六种是宋玉赋体.这说明,屈原和宋玉虽然没有相关的文体理论传世,但是实际上他们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文体意识和文体观.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体现在对文体功能的认识上,屈原和宋玉都非常清楚用什么样的文体来写什么样的内容;第二体现在具体作品的写作技巧上,屈宋在使用不同的文体时就采用不同的写法.正是他们的创作实践,为汉代文体的分流和功能的承载起了重要的作用.汉代的楚歌、骚体赋与散体赋三种文学样式,与屈宋的作品都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所以,研究楚辞的文体区分并认识屈宋的文体意识,是深化中国文学史研究、探讨中国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方面.

“窃攀屈宋”与杜甫的创作人生

杜甫成为伟大的诗人,不仅在于他转益多师,"尽得古今之体势",而且更在于他有自觉的艺术追求。而这种"自觉"又不仅仅表现在"技巧"、"功夫"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将诗人作为了人生价值的实现目标。这当然是与诗人诗为"家事"的自豪、"窃攀屈宋"的艺术取向、宋玉"吾师"的价值范式和自身现实遭遇构成接受视野密切相关的。

唐代类书的文学传播功能——以《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对屈宋辞赋的传播为例

论文以唐代《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对屈宋辞赋作品传播流布的推动为个案,具体探析唐代类书的文学传播功能。并以此管窥类书对古代文学作品除总集、别集这一主要传播通道之外的补充传播功用,揭示类书在古代对普及文学作品的独特贡献。

论李贺的屈宋接受

李贺是唐人中学习并接受屈宋辞赋作品最自觉的诗人,其创作实绩也最为突出。具体可由三个层面得以佐证:唐人的楚骚评论最多最集中的是李贺;同时代及后人对唐人接受楚骚的批评意见争议最多、最集中的是李贺;唐人创作中称引屈宋并化用楚骚命辞及句法甚为密集,且其诗歌整体文学精神与楚骚最为相通的亦是李贺。

“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的屈宋接受

屈宋骚赋"衣被词人"之功绵延深广,一代"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即对其有多方面之接受。具体表现大体在如下两端:一是杜诗对屈宋辞赋语汇及意旨的借用化用;二是杜诗对屈骚厚重忧愤之文学精神的认同汲融。

论汉代隐逸文化对屈宋的“反动”及继承与发展

两汉隐逸文化是在先秦,特别是屈宋那里所代表的隐逸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究竟因时代的同(汉初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先秦封建制度的恢复)与不同(汉代终是一个在各方面有异于先秦的全新时代),而使得汉代隐逸文化较之屈宋那里,首先表现出了对屈宋隐逸思想的"反动",其次又有所谓继承与发展——在此意义上最终形成汉代所特有的隐逸文化特色。

“屈宋”楚辞体对唐传奇影响

本文从人格精神、生平遭遇以及文学成就三个方面阐述了屈宋以及他们创造的楚辞体对于唐代文人、唐传奇作家以及唐传奇的文艺创作的影响.

“友其人于冥寞,续微学之将坠”——论大、小苏对屈宋的接受

大、小苏对屈宋的接受源于经史结合的"家法"教义和耳目相接的"南行"之旅。他们从"义理"与"辞章"的接受向度,通过对与屈、宋有关的塔、庙、峰的诗赋书写,追风屈原"伉直"的品性、探讨"屈原之死"的话题以及再塑巫山神女形象、巧用"咏风"典事并吸纳楚骚"奇韵"之风。不仅将屈骚精神内化为一己品性、情怀,又从文献、创作和理论层面为北宋中后期"续微学之将坠"的学术兴复作出了贡献。

唐代屈宋接受之普泛性考论

唐代诗文创作接受屈宋辞赋影响之迹甚明，考察其具体表现可见两端，即普泛性与地域性特点。接受之普泛性可从唐人关乎诗文的种种言论及屈宋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得以确证，并表现出两点特征：其一，就历时性而言，从初盛唐至中晚唐，虽然文学思想中的屈宋评价多有变化，时而贬抑时而褒扬，但文学创作中的屈宋接受实则从未中断。其二，就共时性而言，处于同一时期的唐代诗文作家，无论其占籍南北，其文学创作都会体现出对屈宋辞赋不同程度的接受。

屈宋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

屈宋辞赋在唐代的传播流布通道肴三：其一为《楚辞》专书系统，可视为前代传播方式的继续；其二为《文选》文学选本系统，唐代因李善等人所作注本的出现而使屈宋辞赋得以广为流布；其三为《宋玉集》系统，是为传播宋玉作品的别集媒介，是对屈宋辞赋流布方式的又一补充。

屈宋式的生命关怀——论戎昱诗

中唐诗人戎昱之诗 ,大多为怨愁之声 ,或感事伤时 ,哀民生之多艰 ;或悲愁忧思 ,叹人生之苦辛 ,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屈宋式的生命关怀。追根溯源 ,戎昱诗近承杜甫 。

“屈宋”并称及其之外--关于宋玉文学史地位的省思与再认

古代"屈宋"并称的话语传统,大致经历了南朝首肯、唐代批判、宋人重估、明清确认四个阶段。"屈宋"并称在客观展示批评家褒贬态度之际,也隐藏着某些不公平的对待。这种不公平性主要表现为宋玉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未能得到充分合理的判定。以古人比较两位作家是否齐名并价为例,可见"屈宋"并称让宋玉依附于屈原的光环而存在,以致容易被遮蔽而丧失其独特的文学意义。基于"屈宋"并称之外,关注单独评价宋玉的文论话语,得以窥见文体交叉视野中的宋玉、作为赋学祖师的宋玉以及引领文学风尚的宋玉,藉此证实宋玉作为战国文学大家的显著地位。我们应一改文学史中介绍宋玉轻描淡写的做法,认定宋玉的代表作应包括其他多种。

关于刘勰的“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屈宋并称“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在屈宋并称问题上十分明显。《文心雕龙·辨骚》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第一次将屈原与宋玉并称。刘勰以“势”“理”为依据,在“擘肌分理”的基础上,指出屈宋足以并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作品形式上,屈原开创楚辞,宋玉开创楚赋,都是文体创新;思想内容上,在抒发怨情、叙述离别、描绘山水和叙述季节等方面,屈原和宋玉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刘勰提出的屈宋并称不仅重新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还界定了辞、赋两种文体的分野。

《文心雕龙》在屈、宋辞赋批评上折衷诸家之说

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刘勰《文心雕龙》一书的屈、宋辞赋批评,可以看出其主要方法是折衷。从经学角度辨析屈、宋辞赋时折衷诸家之说。从赋学角度考察屈、宋辞赋时,从辞赋体制和功用的角度阐释屈、宋作品,从辞赋源流的角度论证屈、宋的贡献,揭示屈、宋辞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在论述屈、宋与赋体创作规范问题时均折衷诸家之说。在揭示屈、宋辞赋表现方法、艺术风格和特色时,分别在阐释屈、宋辞赋夸饰之法,赋比兴手法,风格和特色时折衷诸家之说。因而其批评研究超越了前人,远比两汉、三国、两晋以来诸家的屈、宋辞赋批评研究深刻、周密,也启发了后人,开启了屈、宋辞赋批评的新视野。

以赋构事,以仁为核,“章回”新用——评何志汉的长篇小说《赋圣宋玉》

古代文学史上,最早对宋玉做出记载和评价的是司马迁。后来,刘向、班固、王逸都对宋玉有介绍。两汉对宋玉的评论呈现出一个共同特点:批评家们都没有将宋玉作为一个独立的批评对象,而且都将宋玉的人品和文品置于屈原之下。到了南朝刘勰,他在《文心雕龙》中说:“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此论既出,影响后世。如明谢榛于《四溟诗话》卷二中就云:“屈宋为词赋之祖”;清程廷祚于《骚赋论》中亦云:“《骚》作于屈原矣,赋何始乎?曰:宋玉。”

宋玉立身本高洁——对郭沫若先生《关于宋玉》的初步质疑

郭沫若先生在《关于宋玉》一文中把宋玉认定为“没有骨气的文人”,曲解了司马迁论及宋玉的本义、宋玉的作品、民间关于宋玉的故事和传说。从宋玉作品和古今经典的有关论述来看,宋玉是善于“曲谏”、忠君义民、爱国爱民、立身高洁、影响古今的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诗人,在楚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与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