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遗址博物馆展示与利用的思考——以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为例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建设,对于郑州商城遗址保护、生态环境保护与郑州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当前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建设还存在展示利用率不高、数字技术应用程度不够等问题,文章对梳理博物院建馆初期的一系列探索与实践工作,对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的展示与利用提出新的思考,以期为新时代遗址博物馆的优化提升提供有益的借鉴。

酿酒遗产的展示与利用——以城固酒文化文旅小镇规划设计为例

酿酒遗产是一类特殊的遗产类型,它既具有物质文化遗产的构成,又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共生性"是显著特性。该文以城固酒文化文旅小镇项目规划设计为例,探索基于"酒文化文旅小镇"这种特定的项目载体,进行酿酒遗产展示与利用的有效方式与途径,提出酿酒工艺与酿造场景、酿造体验与藏酒、酒文化展示、"酒"功能延展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

欧洲文化线路展示与利用初探

欧洲作为"文化线路"概念的起源地,对文化线路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欧洲文化线路委员会的统筹下,欧洲文化线路经过四十余年的保护和利用实践,积累了大量经验。尤其是在文化线路的展示利用方面,以"文化体验式旅游"为主导的模式,使欧洲文化线路价值的传承与再生能够落到实处,对我国文化线路和其他线性遗产的展示利用是有借鉴意义的。

网络数据背景下的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展示与利用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数据的快速膨胀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展示和利用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信息。文章利用网络游记数据,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进行数据化构建,通过大规模的数据分析和处理,妥善处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的方式与途径。同时,建立完善的数据信息资源平台,为后续历史文化名城展示与利用进行数据积累与铺垫。

对无锡博物院文物数字化展示与利用的思考

本文以无锡博物院文物数字化建设实例为依据,对锡博文物数字化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建设过程中所运用的文物数字化技术手段,通过建成后的实际应用效果对文物数字化展示与利用进行研究,提出未来发展思路。

“考古”百议

新时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发生了诸多变化,可以概括为科学化、大众化与国际化。科学化,主要体现在多学科合作在考古学应用中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充分。大众化,主要体现在遗址、遗物的保护、展示与利用,逐渐成为考古学的一部分,大众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如此关心出土遗址、遗物的保护和利用。国际化,主要体现在随着考古力量、力度的不断加大,海外考古逐渐兴起。

部落历史视角下的成吉思汗陵保护

位于中国内蒙古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才建立起来,距今不过50多年,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个广泛的说法是,中国的成吉思汗陵并不是埋葬成吉思汗的地方,但是作为文物古迹,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仍然被全世界蒙古族人所认同。如何去理解和认识成吉思汗陵的真正内涵和价值,不能仅仅从现存的陵园去认识,而更应该从蒙古部落的历史角度去了解成吉思汗陵的历史,发掘成吉思汗陵的真正价值所在,保护好守护成吉思汗陵的蒙古部落和传承人,才能真正全面实现对成吉思汗陵的保护、宣传和展示工作。

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研究——以党家村为例

党家村保留了大量明清时期建筑遗存,传统民居数量众多、公共建筑类型丰富、街巷体系完整有序、给排水系统功能合理,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本文对党家村古建筑群的保护分区、展示线路、重要展示节点,以及周边环境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同时兼顾和统筹了党家村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寻找在保护与更新、利用与发展的关系中的良好的平衡点。

重庆渝中区太平门遗址浮选结果初步分析

太平门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白象街与四方街交汇处西南侧,地处渝中半岛长江左岸的一级阶地之上,北部紧邻老鼓楼衙署遗址,是重庆"九开八闭"老城门中的重要开门之一。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遗址主城门区域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了城门、城墙、道路、排水沟、水池等遗迹,通过本次发掘探明了遗址的时代与沿革,廓清了遗址布局与结构,为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