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北地郡属县治城考

西汉北地郡建制承袭秦北地郡,其辖区几经盈缩,元鼎三年(前114)后趋于稳定,最迟至汉平帝元始二年(2),北地郡辖有19个县。结合文献资料、文物考古资料和实地考察资料,推知这19个属县的治城位置,进而复原西汉北地郡属县的地理空间分布格局。

西汉朔方郡属县治城考

西汉朔方郡地处"河南地"北端,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据《水经注》等文献资料、参稽此地域的文物考古发现和田野调查,可推知朔方郡所辖10县的治城位置。

鄂尔多斯高原西汉时期西河郡属县治城位置新考

鉴于大河套地区西汉时期西河郡诸县治城位置迄今尚未完全探察清楚,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作继续探索。依靠文物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地理背景和当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拟分成关于《水经注》记载的汉代西河郡5个县城、西河郡太守府及都尉府驻地的4县治城、《水经注》缺载的汉代西河郡其余20县治城三部分,探讨各县城的地理位置。此专题研究对于复原鄂尔多斯高原汉代政区地理格局具有重大价值,同时对于本地域其他历史地理专题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西汉时期西河郡河西属县治城位置考

汉武帝元朔四年(公元前125年)收河南地以后,在今晋陕蒙交界黄河一带置西河郡,下辖36个县。对于其属县治城位置,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其中位于河西地区有12个县,河东地区有8个县,其余16个县未标注。然而,结合新的考古发现考证,西河郡位于河西地区的属县实应有23个,且多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地区。

唐会州及其属县、关口考

唐会州及其属县位于丝绸之路北道段海原至景泰间。黄河贯穿南北，有唐驿路之关口据其界。这里向为交通要塞、边防要冲。然唐会州及其属县治何地，因史载各异，加之后世流传多有歧误，争议较大。本文认为，唐会州治所会宁县为今平川区陡城地区的柳州城遗址；会宁关为今靖远县双龙乡北城滩遗址；乌兰关与会宁关夹河并置，当在北城滩遗址黄河对岸西南：乌兰县初在北城滩遗址西南黄河对岸附近，后移至五佛河谷盆地黄河之北附近。

西汉时期西河郡河东属县治城位置再考证

西河郡为汉代著名边郡,设立于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辖境地跨山陕蒙交界黄河两岸,下辖36个县。为便于研究,一般将其属县分为河东属县与河西属县。史学界历来对其河东属县治城位置研究颇多。《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其位置全部定位。然而,新的考古材料证明,所谓"河东8县"之说其实并不准确。

西汉河东郡属县地望新考

本文通过对目前对于西汉河东郡属县地望研究的分析,希望对于目前存在分歧的河东郡部分属县,能有一个更为确切的地望定位。

西汉云中郡属县治城位置新考

自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后设立云中郡,经长时期的发展而至西汉时期,云中郡已辖11个县,分别是云中、桢陵、沙陵、阳寿、咸阳、陶林、犊和、沙南、原阳、北舆、武泉。文章以《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相关原始文献的记载为主,结合现代考古资料、田野调查资料,再度论证它们的具体地理位置。

历史上的台州属县

台州行政区划从公元前85年置回浦县,公元257年设临海郡到公元621年设台州。行政区划设置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低到高,从无定型到定型的过程,境域面积从大到小,辖县数量从少到多,且数经变迁。

秦汉初“县内尉”考述

汉代县尉的典型形象是位为县令长佐官、职在逐捕盗贼。秦代出土简牍文书中有关尉的资料,显示出县内尉与县令同为长官,有相对独立的属吏系统,主要对戍卒进行管理,还拥有除爵任吏等权力。较之汉代县尉,秦代县内尉的地位更高、权力更大。秦县内尉属吏进入西汉时期开始属县化,尉官转化为县尉,以逐捕盗贼为职掌,尉史逐渐转化为县廷吏。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与西汉南郡属县

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所载汉武帝初年南郡"免老"、"新傅"、"罷癃"等3个统计簿,对研究西汉南郡政区地理具有重要价值。结合其它文献进行研究,可以就西汉南郡属县(包括道和侯国)的变动情况得出几点认识:江陵、巫、宜成、秭归、临沮、夷陵、州陵、夷道、中庐、邔等10个县、道、侯国,均与西汉朝相始终,且当一直属南郡;孱陵、索、下隽、竟陵、安陆、沙羡、轪等7个县、侯国,西汉前期应属南郡,之后分别转属他郡或他国;销、显陵、醴阳等3个县,当分别于西汉前期或后期废置,废置前均应属南郡;便侯国约于文帝时由长沙国迁入南郡,武帝元鼎五年国除,改置编县;枝江、当阳、郢、鄀等4个秦置县,西汉初或均废置,武帝初年以后又都复置,且属南郡;高成、华容、襄阳等3个县、侯国,均当为武帝初年以后新置,属南郡;西陵县,西汉时或从未属南郡。

襄阳地区汉代南阳郡属县治所初考

襄阳地区汉代分属南阳郡、南郡统辖,南阳郡属县中西汉设酂、舂陵、筑阳、阴、山都、蔡阳、邓、朝阳县(侯国),东汉分蔡阳县设襄乡县。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对文献所记襄阳地区汉代南阳郡属县县治进行了初步梳理和考证,其中舂陵、筑阳、蔡阳、邓、襄乡五县(侯国)基本与历史文献和历史地理学者研究观点相同,而酂、阴、山都、朝阳四县(侯国)则有所区别。

次赤县与唐宋之际皇陵属县管理制度变迁

次赤、次畿县是唐后期产生的新县级。关于次赤、次畿县县令官品,学界通常认为"史料不载,难以详考",但仍可通过多个"侧面"进行推断。次赤县令官品应与陵令相同,为从五品上,次畿县令官品为正六品下。尽管唐代皇陵属县与长安县皆为赤县,但从经济、官制等角度考察,两者明显存在"名""实"矛盾,这是奉先等皇陵属县由赤县转变为次赤县的重要原因。而唐代皇陵属县为次赤县的规制深刻影响了五代北宋皇陵属县等级制度。此外,唐朝末年皇陵陵令和皇陵属县县令之间的独立性被打破,出现了二者合流现象,致使权重增加,皇陵属县一度升为"赤县",但很快又降为"次赤县",回归旧制。陵令和皇陵属县县令的"合流"引发了五代北宋皇陵管理制度的重要变革,进入宋代,皇陵管理与属县政务合一成为典故惯例。

元代“领县属州”初探

"属州"是元、明以及清前期存在的地方政区。通过对元代路或散府下辖领县属州的沿革过程、时空变迁、领属情况及设置利弊进行系统梳理和初步探讨,得出有元一代前后共设"领县属州"数155个,其中前代之州演变为元代属州者居多,占总数的67.74%,在经历至元到成宗初年置废频繁期后,属州数趋于稳定,直到至顺元年无大变更。受地理、历史、经济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形成至顺元年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属州分布格局。元代"领县属州"之设有助于克服路或散府因管理幅度过大而对所辖区域难以有效管理的弊端,但属州领县数均较少,这与其作为统县政区不甚吻合。元代为属州发展的雏形阶段,其"领县属州"多为明代承袭并有所完善和发展。

新媒体环境下县(市)属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新媒体发展为县(市)属高校意识形态工作带来新的机遇,同时加大了高校意识形态的教育和治理难度。县(市)属高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筑意识形态安全协同体系,提升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队伍的意识形态能力,加强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阵地建设,创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模式与手段,筑牢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防火墙。

晋城市县(市)属国有林场发展刍议

县属国有林场是生态保护与建设的主要力量。介绍了晋城市县(市)属国有林场基本概况与主要成效,分析了存在的问题以及面临的机遇,提出了推动县(市)属国有林场快速发展的建议。

西汉“河东二十八县”考

《汉书.尹翁归传》所载"河东二十八县"是昭帝时期河东郡的辖县情况,而《汉书.地理志》记载河东郡辖安邑等二十四县(侯国)是成帝元延年间的情况,前者比后者早70年左右。笔者利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考古材料,考证出"河东二十八县"还包括周阳、高梁、岸头三县和下摩侯国。昭帝时期河东郡已分为南、北两个监察部,并影响到后世该地区的行政区划。

西汉京兆尹置县研究

西汉时期的京兆尹是京师长安的所在地,也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概念,它既是行政区域的名称,又是该区域行政长官的名称,同时也是西汉三辅的中心区域。该区域承袭秦汉内史,是西汉王朝的京畿重地,自西汉王朝建立以来,就不断地对其区域及其属县进行调整,以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和管理,再加之西汉所特有的陵邑制度,这就造成了京兆尹属县的不断变化,直至汉元帝时期才最终确定,共有十二属县。其属县格局为除蓝田在南边外,其余都在京师长安的东边,自长安至函谷关,呈一字排开之势。对于京兆尹属县的探讨,有助于对西汉三辅制度的进一步研究。

天启成都《府治合属郡县总图》研究

《府治合属郡县总图》作为天启《新修成都府志》所附舆图的首图,向世人呈现出晚明成都府的权力架构、政区层级、城池分布、军防要塞、交通道路等区域地理概貌,着重凸显成都府城的核心地位,服务于地方治理,反映了晚明成都府及其所属州县间的密切关联。虽有道路里程支撑,绘图者却并不以准确性作为首要考量,而重在政治和军事信息的“告知”,尤其对卫所和驿站的标注显示了绘图者对晚明成都府地缘格局的战略认知。纵观明代方志地理总图的绘制概况,《府治合属郡县总图》颇具时代典型性。

秦封泥与甘肃古史研究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叶,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内的“相家巷南地”出土了数千枚“秦式封泥”,大量的封泥对于研究秦统一前后地方郡县的历史大有帮助。笔者结合相关秦封泥资料,对现今甘肃省境内秦时的诸郡所辖县问题进行一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