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中的属时管辖权——以仲裁庭对“挑选条约”的认定为中心

投资者通过资产重组或变换国籍的方式“挑选条约”对国际投资仲裁庭的属时管辖权及国际投资条约的属时范围产生了深刻影响。ICSID仲裁庭在界定管辖权时,必须对缔约国与投资者的国籍做出准确的认定,而公约与投资协定对判定投资者国籍的时间点做出了限定。投资者要求仲裁庭提供法律救济,需要满足国籍继续原则,但对投资者须在何时至何时持续地具有某国国籍,仲裁实践中存在争论,此时应以投资权益受损之时作为起算点,并以投资者提出仲裁索赔之时作为截止点。从仲裁实践观察可知,复合式投资行为与构成式投资行为属于新条约不溯及既往原则的例外。部分仲裁庭还对投资者规避属时管辖的行为与滥用仲裁程序的行为进行了区分,以保障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

股权变动对国际投资仲裁属时管辖权的影响及因应——以“维托·G·加洛诉加拿大政府仲裁案”为例

“维托·G·加洛诉加拿大政府仲裁案”是申请人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向常设仲裁法院(PCA)提起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在该案中,申请人加洛先生通过收购加拿大企业的股权份额,将加拿大企业与加拿大政府之间的纠纷以国际投资者身份诉至国际投资仲裁庭,但无法证明其获得所有权或控制权的确切时间。本案在申请人是否滥用权利、恶意挑选法院以及仲裁庭是否具有属时管辖权等问题上的讨论,反映出当前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背景下投资者在东道国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超国民待遇的正当性问题。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管辖权异议及其认定问题——以Rusoro诉委内瑞拉仲裁案为例

管辖权的确立是仲裁庭解决争议的前提,而合理地提出管辖权异议是当事人重要的抗辩权。对于东道国或者投资者母国中有一方不是《华盛顿公约》缔约国的案件,《ICSID附加便利规则》为仲裁庭行使管辖权提供了法律基础。在Rusoro诉委内瑞拉仲裁案中,仲裁庭分别对被申请人提出的三项管辖权异议作出了认定,不仅涉及属物管辖权、属人管辖权,还涉及属时管辖权。该案仲裁庭还专门处理了投资者就东道国提出的反请求的管辖权异议,拒绝就反请求行使管辖权。研读本案,对中国政府与投资者正确提出仲裁管辖权异议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且对中国构建并完善国际投资仲裁机制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