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视野下的反抗及其可能性——斯皮瓦克论属民阶层及其主体意识

解构主义通常被看成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激进理论。但斯皮瓦克认为,解构主义是一种对我们"不得不寓居于其中"的东西的批判,这意味着解构不仅允许、同时也必然对本质主义进行策略性利用。本文认为,正是斯皮瓦克对德里达的这一解读,使解构摆脱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嫌疑,并得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结合起来,使属民阶层主体意识的形成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反抗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可能性。

吐蕃对敦煌寺院属民的管理考论

与吐蕃政权在其本土对作为寺院财产的寺院属民不再进行管理不同,在敦煌地区,吐蕃建立了专门的寺院属民户册而加强对其管理。即便如此,敦煌寺院属民并未被编入官府户籍而仍然依附于寺院或佛教教团,故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由都司代表吐蕃政权行使对寺院属民的管理。

论中国早期属民共同体整合

秦王朝郡县治理正式开启了中国"朝民"整合实践,使"华夏"在所指地域间、所指人群中,真正形成一个统一为一体的国家属民共同体。汉、唐两朝各自留下了传承至今的重要历史遗产,那就是"汉人"和"唐人"群体及其称谓,即当时当朝的整个国家属民共同体。随着"共为中华"的其他民族入主中原,出现了新的更大的属民共同体整合,需要扩大定义"中华"求得共享,则在更大范围把原汉地"郡县民"一并"识别"为"汉族"。汉族人群可看做中国属民共同体整合的一个早期实例。在中国属民共同体整合历史上,自两晋南北朝即已启动的"汉族识别"趋势值得注意,这标志着将汉族包含在内的后世所称"中华民族"的统一国民共同体产生自觉的起点。

《米格尔大街》中"属民"身份的后殖民解读

《米格尔大街》作为后殖民作家奈保尔的成名作,描绘了生活在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的底层属民的生存状况和对身份认知的追寻.殖民暴力将米格尔大街属民生活摧残得千疮百孔,但米格尔大街中的小人物对身份的追寻却从未停歇.在《米格尔大街》中,殖民者的认知暴力是殖民地属民身份迷失的文化根源,殖民地的知识分子在对属民进行身份重塑和他者书写的过程中沦为殖民统治者的共谋,但被殖民者凭借模仿策略的顺从与颠覆的张力为自我的杂糅性身份找到了栖身之所.

也论辽宋间的两属地

北宋在辽宋边界地区,河北东、西路的北部和河东路北部沿边地区设有缓冲地区。在河北缘边为两属地,在河东边界则为禁地的设立。这些特殊地区的设立在辽宋和盟的澶渊誓书及以后进一步修订的关南誓书中并没有体现,只是北宋为了防御辽朝的进攻而设立的,以缓解边境的压力,避免直接的交锋,与辽在处理边界事务时伸缩的空间更大,使双方在边界事务的处理中能游刃而有余。

蒙古民歌《金宫桦皮书》和《阿莱钦柏之歌》考究

13、14世纪,新兴的蒙古封建统治者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地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内对外战争,长期频繁的战争,使兵役成为属民百姓最沉重的负担之一。服役的士兵经常被迫远离家乡亲人,开赴异地作战,有的一生一世不能重返故乡与亲人团聚。这样沉重的兵役之苦,在劳动人民心声的民歌中不可能不有所反映。通过考古发掘和考证识别,《金官桦皮书》和《阿莱钦柏之歌》可以确认是这一时期反映兵役之苦的代表作品。1930年,苏联伏尔加河右岸兀维克对面波德戈尔诺耶村的农民,在挖青贮饲料窖时挖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有二十五页用维吾尔文和蒙古文手写的桦皮书文稿。

关于湖南历史上民族问题的两点看法

湖南境内的民族,历史上关系复杂,源流难辩。对此,现代学者论述颇丰,笔者细心阅读之后,有两点看法觉得有必要提出来,以便同仁指正。一、“南蛮”和“三苗”的关系“南蛮”与“三苗”间的关系民族史家颇多著述,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苗族简史》写道:“至于‘南蛮’,从‘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和《帝王世系》关于唐尧时‘诸侯有苗氏处南蛮而不服’等记载来看,可知‘南蛮’是被放逐到长江以南地区的部分‘三苗’的别称,实际上是‘三苗’的一个支系”。《贵州民族研究》(1985年3期)

民族史学著宏篇——评伍新福、龙伯亚新著《苗族史》

苗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悠久并具有高度古代文明的民族,在长期的繁衍、生息、斗争中,苗族及其先民为开发黄河和长江中下游以及西南山地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和牺牲,为缔造多民族统一国家和创造光辉灿烂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

北宋时期白沟的生活世界

北宋时期,河北白沟镇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表现在:白沟的生态环境被彻底改造成为近似江南的水乡泽国;白沟地区的行政管辖权属两国四县,由宋、辽两国分权治理,当地民众权益则备受漠视;白沟成为两国间谍活动的天堂,本地两属民则为间谍的主要来源。

察汗诺门罕述考

察汗诺门罕是藏传佛教界影响较大的活佛转世系统之一,也是藏区势力雄厚、地位显赫的政教合一领袖。"察汗诺门罕"这个蒙古语的称谓,是二世察汗诺门罕时期由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所授予的;18世纪初,鼓动、支持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的高僧是当时塔尔寺的法台——堪布诺门罕,而不是德庆寺主持三世察汗诺门罕。之后,察汗诺门罕所属部众被单独设旗,旗下属民的来源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世俗首领捐献的蒙藏民众;自愿投奔察汗诺门罕或所建寺院的蒙藏民众;察汗诺门罕自己在蒙古部落中的所属民众,源自设旗之前的二世察汗诺门罕时期。

香港南来作家身份的想象性建构

香港"南来作家"的身份建构和家园想象主要是通过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完成的。从难民到移民再到属民,其间经过从疏离到认同的焦虑与平和、混沌与明朗。曹聚仁、赵滋蕃的难民群像,陶然、颜纯钩的移民众生相,关注香港前途、因香港经济的发展而喜悦的港人形象,他们都是"南来作家"身份想象性建构的载体。

《贤者喜宴(?)》摘译(三)

前言 本译文接续摘译(二)(本刊1981年第一期)。在这部分译文中,主要记载松赞干布时期的法律、迎请泥婆罗墀尊公主及汉地文成公主入藏、兴建大小昭寺及昌珠寺等寺院、松赞干布两次执政、生前遗嘱、病故及建造陵墓等等。通过这些史料,使我们看到作为吐蕃一代名王的松赞干布,由于采取与唐中央政权亲近和睦政策,并因此而导致文成公主入藏,这使唐蕃双方长期和睦相处,彼此的社会经济文化也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也与松赞干布积极向汉地及其它邻族学习有密切关系,本译文就反映了汉族,突厥、党项、吐火罗、胡人、霍尔人以及泥婆罗、天竺等各族对吐蕃的影响,无论从农牧业、

《贤者喜宴■》摘译(二)

前言 本译文接续前次译文(本刊1980年第四期)。在这部分译文中,《贤者喜宴》作者着重叙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事绩。作者巴卧·祖拉陈哇征引了详实的罕见史料,对松赞干布的一生作了客观而忠实的记述,通过松赞干布的各种活动,作者为我们描绘了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上的兴起过程。这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情况:松赞干布继承其父囊日松赞的风雨飘摇中的政权,首先内惩奸臣异已,外讨叛乱属部。政局稳定之后。

《贤者喜宴》■摘译(十)

前言 本译文上承摘译(九)。在这部分译文里,分别记载了墀松德赞制订各种习规及法律、建立新的经济措施、九大尚论的出现、“三户养僧制”的确立以及顿渐之诤等。此外,还记载了吐蕃东侵攻陷长安事件。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墀松德赞在以桑耶寺落成为契机大事发展佛教之后,随即着手于法律的制定,其中突出的是刑事方面的法律,亦即所谓医疗赔偿费及命价赔偿的法律,这些法律明显地维护贵族利益。 在经济措施方面,首次规定吐蕃全体属民每户必需饲养大牲畜四头。并宣布富豪可以放债,等等。

《贤者喜宴》■摘译(十二)

前言 本译文上承摘译(十一)。在这部分译文中包括墀松德赞晚年退位修道、穆尼赞普及穆底赞普执政与相继被害、穆尼赞普的所谓“均贫富”、佛教“四大供”、恢复桑耶专供养、上述三代赞普时的译经,“三喜法”的制定、唐南诏突厥“三方会议”以及墀德松赞颁布兴佛盟书。 通过这部分史料表明了如下几个现象。第一,吐蕃赞普势力迅速衰落,王妃幕后干政而势力大增。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现是:墀松德赞违背历史潮流。

《贤者喜宴》■摘译(七)

本译文上承摘译(六)。在这部分译文中,《贤者喜宴》作者主要记载桑耶寺的建立。此外还记述了在建寺过程中吐蕃与印度,吐蕃与突厥的关系。在译文中还可以看到墀松德赞三位妃子崇佛建寺及出家的情形。在注释部分,据《汉藏文书》,还为读者提供了有关墀松德赞之母金城公主建寺的史料。

《贤者喜宴》■摘译(九)

本译文上承摘译(八)。在这部分译文中可以看到,在桑耶寺建成之后,像著名的叶尔巴寺、曲卧日寺及谐拉康寺等一些修道场所又相继建成,再加上注释中所记述的吐蕃各地的各种修道处,表明佛教在吐蕃的传播日益广泛和深入。此时吐蕃不仅是形式上的建造寺院,而且已重视实际的修行,并且还出现了吐蕃族的高僧,像著名的拉壠贝吉多吉和娘丁增桑波等等。这样,吐蕃开始了由本民族僧人收徒传教的局面。

《贤者喜宴》■摘译(八)

本译文上承摘译(七)。在这部分译文中,主要记载桑耶寺开光、藏人受戒出家、订佛教大法、立兴佛盟誓碑及译经等情况。 桑耶寺开光约在公元779年。开光议式的全过程实际上是佛教议轨在吐蕃的第一次实施。而且得到赞普王族及各大臣的支持。开光物资、差役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但主要宗教负担却从此落在属民肩上。本文说开光十二年及属民欢庆情况。

论安木多藏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

在安木多藏区,是否曾有过政教合一制的统治,或曰这个统治早已消灭,近来有所争论。有的根据事实,认为在安木多藏区,直至解放前,仍旧存在着政教合一制的统治形式;有的根据国家行政建制,认为这种统治形式,在地方基层行政建置实施之日起,已不复存在。本文对此,作一初步探索,以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