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ESG责任履行是“双碳”目标框架的应有之义,更是企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双重固定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其中该U形关系在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维度、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和处在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在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的U形关系中发挥传导作用;同时,分析师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以负向调节ESG责任履行与企业风险二者之间的U形关系;而ESG评级不确定性和“漂绿”策略会抑制ESG责任履行的风险防治作用。据此,应构建并完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引导企业适度履行ESG责任,在ESG转型过程中注重内部监管和风险管控,助力经济绿色转型深入推进。

上市公司ESG责任履行的价值影响机制检验

以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者等理论,构建一个有调节的链式中介模型,探究ESG责任履行的价值影响机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责任履行能够提高企业价值,并存在“ESG责任履行—融资约束—投资效率—企业价值”这一链式中介路径。高管海外背景越强,企业通过ESG责任履行来缓解融资约束对降低非效率投资、促进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作用越强。本研究丰富了ESG链式中介的价值影响路径,深入探讨了个人层面高管背景特质对ESG价值创造的影响,为企业投融资业务整合,推进人才引进战略提供了有益指导。

ESG责任履行、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

在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大背景下,ESG责任履行能否提升绿色创新持续性进而推动企业低碳发展,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以2014—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ESG责任履行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积极履行ESG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强化二者正向关系的调节作用。机制分析表明ESG责任履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助力企业持续绿色创新,异质性分析显示ESG责任履行对绿色创新持续性的促进作用在成熟期企业、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丰富了绿色创新持续性驱动因素和ESG责任履行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ESG责任履行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吗?

核心竞争力提升是增强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基于2009—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从理论和实证方面探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能够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研发投入增强效应和人力资本提高效应三种机制产生影响。拓展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有助于增强企业绿色核心竞争力。为此,政府需要引导企业深化ESG责任履行,疏通ESG责任履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渠道,推动ESG责任履行与政府环境规制共同促进企业绿色转型。

创业选择中的正式制度作用差异解析--基于合约履行和产权保护的比较分析

完善的正式制度是激活地区创业活力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往往聚焦于整体制度或单一制度展开分析,忽视了不同制度对创业选择的作用机制差异及其潜在复杂效应,这既造成了现有诸多争论的产生,也极大限制了对创业选择中制度影响力的理解。基于制度解绑观点,文章将合约履行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视为国家正式制度的两个关键维度,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对2010-2015年54个国家的355769个劳动力个体样本的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两种制度的改善均有助于提高个体机会型创业可能性,但内在机制的差异却将导致不同制度在特定情境下表现出明显的效应差异。一方面,合约履行制度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对低人力资本个体的机会型创业决策产生更明显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产权保护制度则将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对高人力资本个体的机会型创业决策产生更明显促进作用。特别是,作用机制的差异也将导致两种制度对创业决策的共同作用产生潜在抵消效应。上述结论在采用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保持一致。文章研究结论揭示了对多元制度进行划分是有价值和必要的,有助于推动领域讨论从整体、单一制度的简单分析向多元制度复杂分析的视角转变,并为地方政府根据具体实践促进创业提供一定启示。

合同履行绿色义务的性质与效力——《民法典》第509条第3款释论

《民法典》第509条第3款规定的合同履行中的绿色义务,引起了巨大理论争议,也带来了司法实践难题。将该条款解释为倡导性条款,还是解释为有约束力的法定义务条款,其意义完全不同。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结合民法绿色原则和立法体系进行分析,应当明确该条款的法定义务属性,通过对合同自由的适当限制,实现对当事人行为的环保约束。具体来说,合同履行的绿色义务具有附随义务属性,违反该义务可能导致损害赔偿、强制履行等责任,债权人也可能因而享有合同解除权;同时,该义务具有不真正义务属性,虽不能强制执行,但可能导致对方当事人减少价款请求权。上述两种定性虽有区别但并非相互排斥,应当由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结合案情决定采用不同的解释路径,以确定合同履行绿色义务的具体内容和边界,并依据社会共同价值、参酌习惯等,认定违反该义务的法律效果,体现绿色义务对合同当事人的现实约束力。

党员CEO促进了ESG责任履行吗?——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协同作用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践行ESG理念对国家绿色发展目标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党员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党员身份显著促进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党员CEO与ESG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强制性、规范性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下,党员CEO促进企业承担ESG责任,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信息披露路径对ESG责任履行发挥了间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员CEO对ESG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低碳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推动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党员CEO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丰富了党员CEO参与治理效果的研究,为提升企业ESG表现,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高质量党建引领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气候治理行动与企业环境责任履行——来自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证据

气候治理行动对于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及其灾害性影响至关重要。以2017年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为契机,基于2013—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探究气候治理行动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影响。结果表明:气候治理行动能显著促进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促进作用不断增强。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多样化董事会作为重要的内外部治理机制,所产生的监督效应和治理效应可以有效加强气候治理行动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积极影响。对作用机制的探索发现,气候治理行动促进环境责任履行的主要传导机制在于诱发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气候治理行动对气象灾害严重、温室气体高排放地区的企业及高数字化转型、重污染企业的促进效应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气候治理行动与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之间的紧密联系,为实现气候变化应对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ESG责任履行、财务柔性与企业创新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视角出发,以2018—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探讨财务柔性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可以促进企业创新;财务柔性在ESG责任履行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高管风险偏好能显著增强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对发明专利申请数的积极影响更为明显;ESG责任履行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企业要积极履行ESG责任、增强财务柔性储备意识、优化高管团队结构以及政府应完善ESG差异化政策等建议。

论合同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时点

与对诉讼时效制度的程序法理解和实体法理解相应,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客观时点的确定方法有权利被侵害与请求权可行使之别,但在各自的理论脉络下两种确定方法的实质均为权利可行使。权利被侵害的确定方法无法适用于合同履行请求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第六百九十四条第一款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分句采纳了请求权可行使的确定方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分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九条的规定相悖,属于司法解释的败笔。具有行为请求权性质的履行请求权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主张权利时起算,但代偿请求权具有不当得利的性质,应适用不当得利债权的起算规则。继续履行请求权属于履行请求权的延续,不存在独立的诉讼时效期间。作为次请求权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受履行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制,存在自己独立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我国民事立法关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时点的规定呈现出二元结构,体系化不足。

自恋型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CEO自恋这一心理特征,运用高阶梯队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以中国民营企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2年数据为样本,探讨了CEO自恋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CEO个人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来研究其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自恋型CEO可以促进企业履行ESG责任;CEO年龄、教育背景正向调节CEO自恋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从CEO个人层面丰富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扩展了自恋型CEO作用结果的相关文献;对民营企业积极履行ESG以及经理人市场构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促进经济发展之论企业破产待履行合同判别

企业破产中待履行合同判别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课题。从理论上讲,它涉及如合同的成立、变更、解除、权利义务的转让、债权的消灭、债务人的保护、债权人的平等、破产程序的效力等多方面。实践中它又关系到企业破产中涉及大量待履行合同的合理的选择处置,如是否继续履行或是解除、如何分配风险、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因此,本文在对待履行合同的概念内涵以及分类划分等方面内容讨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如何依照对企业破产中待履行合同进行识别界定,并提出一个具有操作性的界别流程以供参考。

对赌协议履行僵局的司法介入

《九民纪要》之后,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协议之争由效力问题转向履行问题。其中两种最主要的操作方式——回购型对赌和金钱补偿型对赌——所需要的减资或利润分配都属于股东会决策事项,导致实践中滋生了对赌协议的履行僵局,即公司不启动减资或特别分配程序,或者虽然召开了股东会,股东会却无法达成减资或特别分配决议。结合减资程序,对履行僵局的结构进行分解从而建立一个五步法框架,将履行僵局分为公司简单不作为导致的僵局和公司组织体运作的法律规则内嵌的商业风险两种类型,界定其中可以转化为违约责任的环节以及责任主体、性质和形态,为司法介入对赌协议履行僵局提供可操作性的路径,以修复我国PE/VC投资环境的商业诚信与法律约束。

狭义上的以物抵债协议的履行问题研究

对于履行期限届满后,但是尚未完成交付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性质,实务界与学术界一直有分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其属于诺成性合同做出了确认。[1]同时,在债务履行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以物抵债协议与原债的关系为“新债清偿”,并赋予了债权人以选择权。文章认为,以物抵债协议应当为当事人对更优履行方式的选择,而非新债清偿。基于意思自治等原则,债权人享有的选择权应受到限制,以物抵债作为一种新的履行方式,仅对原债的诉讼时效发生影响。

酿酒企业ESG责任履行与财务绩效——基于媒体关注度的调节作用

在国际社会对环境、社会责任及治理不断关注的趋势下,企业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满足生态环境方面的需要。论文以2011-2020年在我国A股市场上市的酿酒行业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媒体关注度在酿酒企业ESG责任履行与财务绩效关系中的作用,得出如下结论:媒体关注度削弱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财务绩效带来的抑制作用,表明即便因ESG责任履行所付出的成本会使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降低,但媒体对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行为的关注会使此负向影响有所减弱,甚至使企业的财务绩效水平不降反升。

ESG责任履行对企业经营困境的影响:“雪中送炭”还是“雪上加霜”?

选取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雪中送炭”与“雪上加霜”的竞争性假设实证检验ESG责任履行对企业经营困境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能够纾解企业经营困境,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而非“雪上加霜”的作用,而杠杆操纵会弱化ESG责任履行这一“雪中送炭”的纾困作用,无助于解决企业经营困境。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实施股权激励企业、不存在“一控多”企业与未参股银行等金融机构企业中,ESG责任履行对企业经营困境的纾解作用更加明显,说明有效的激励机制、合理的控制幅度与审慎的投资范围有利于促进企业积极ESG责任履行,降低经营风险。影响机制检验表明,ESG责任履行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投资效率与增强盈利能力来纾解企业经营困境。研究结论有助于澄清ESG争议,为企业依托ESG责任履行应对困难融资环境,管控经营风险提供经验证据。

共同富裕目标下企业履行ESG责任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文章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企业履行ESG责任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履行ESG责任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该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企业履行ESG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创新投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履行ESG责任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影响,而对管理层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显著,同时企业履行ESG责任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在大型企业和高政府补贴样本组中更为显著。研究拓宽了企业履行ESG责任经济后果和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较为系统地揭示了企业履行ESG责任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企业制定ESG战略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和经验数据。

ESG责任履行、绿色创新与企业价值

积极践行ESG理念和促进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ESG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企业ESG责任履行显著促进企业价值提升;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ESG责任履行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来提升企业价值,绿色创新在ESG责任履行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对绿色创新进行细分,检验结果表明,这一作用机制在企业绿色发明创新和绿色实用新型创新中同时存在;所有权属性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相比国有企业、西部地区的企业,ESG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中部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企业ESG责任履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了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全球获得广泛共识,企业正逐渐从纯商业组织转变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组织,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责任履行已成为金融市场和微观企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写照。企业ESG责任履行将影响企业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但其内在机理尚不清晰。鉴于此,本文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公司样本,实证考察企业ESG责任履行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责任履行能够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显示,企业ESG责任履行主要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缓解融资约束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ESG责任履行对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行业、经济发展良好地区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提升效果。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环境保护方面的ESG责任有助于提升劳动收入份额;企业履行ESG责任具有岗位创造增加和岗位破坏减少的就业效应。本文为企业ESG责任履行下企业劳资关系和收入分配变动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扎实推进企业ESG实践、优化企业报酬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理论依据。

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

文章以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ESG责任履行能够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声誉,从而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方面的责任履行均能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时,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