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投资中的履行要求禁止规则

在东道国为实现外资效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中,履行要求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传统观点认为履行要求的实施是国家行使主权的表现,然而随着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深入,近年来反对履行要求的主张占了上风,禁止履行要求成为当今国际投资法的普遍趋势。但是,基于履行要求的有效性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履行要求的禁止要逐步、渐进地进行。

投资条约中的“履行要求禁止规则”

履行要求是东道国为引导和管理外资而采取的一些政府措施。然而 ,近年来的一些双边投资条约和多边投资条约、国际文件开始对东道国的此项权力提出质疑 ,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形成了过大的冲击。履行要求的减少乃至废除 ,必须遵循尊重现实渐进推行的原则 。

论“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对外商投资环境的影响

近年来,履行要求作为东道国用以管理和引导外商投资的措施,越来越遭到各国政府和学界的质疑。一些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开始将某些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纳入其中,这些规则对一国的外商投资环境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应当辩证地分析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对中国外商投资环境产生的影响,对于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和调整的履行要求应予禁止;对于某些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履行要求,可以适当利用投资条约中的例外规则及保留条款,包括利用跨国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对其加以保留和适用,以适应投资自由化的趋势,这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

禁止履行要求的出现及对我国国际投资发展的意义

全面禁止履行要求是上世纪 80年代以来美国式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它对于传统的双边投资体系中履行要求的广泛使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趋势 ,我国应采取何种态度 ,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 。

禁止履行要求的出现及对我国国际投资发展的意义

全面禁止履行要求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式的双边投资条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对于传统、的双边投资体系中履行要求的广泛使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对这种趋势，我国采取何种态度，不仅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的态度。

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对履行要求的规制

履行要求是东道国行使国家规制权对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施加的一种规制措施,对保障外国投资促进东道国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但履行要求对外国投资的规制,与以保护投资为根本目标的国际投资规则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引发了对国际投资规则应否禁止履行要求以及多大限度内禁止履行要求的分歧。鉴于禁止履行要求不是习惯国际法规则,包括投资协定和贸易协定在内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对履行要求的规制、对东道国规制权的限制,取决于缔约方的发展战略、外资政策和具体权利义务配置。承诺与例外结合、权利与义务平衡,应是正确选择。中国"入世"作出的履行要求承诺,可能使中国面临挑战。

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研究——由中美技术转让法律争端引发的思考

2018年中美技术转让法律争端所反映的实际上是投资条约范畴中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问题。美国投资条约确立了相对完备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规则。因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和投资关系紧密,故WTO框架下的TRIPs对其进行了明文规定,TRIMs也以隐性的方式对其进行了关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标准。在国际社会尚未达成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技术转让规则之前,中国应当在投资条约和实践中坚持引入TRIMs标准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标准。基于技术转让在国际投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国应当改变技术发展的思路,转换知识产权的立法重点和追责模式,促进国内技术转让立法的完善,并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展开新一轮的技术转让规则谈判、达成具有实际意义的技术转让规则,扭转因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关系不明确而产生的困局。

双边投资协定中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研究--兼论我国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立场

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技术转让,其向外国投资者提出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经历了从自愿性技术转让到强制性技术转让的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性技术转让履行要求受到了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强烈反对和指责。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与欧式双边投资协定未明确反对不同,美式双边投资协定确立了明确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规则。我国与美国正在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关于技术转让履行要求规则的谈判,我国应当作如下应对:坚持在双边投资协定序言中确立促进技术转让和保护公共利益的条约地位;尽可能地通过谈判协商,弱化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的力度、限缩我国应承担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义务。

国际投资法下履行要求的可持续发展型改革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可持续发展型改革强调保护和鼓励投资的目标不应影响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监管权。作为东道国监管外国投资的一项措施,履行要求是国家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然而,将禁止性履行要求条款纳入国际投资协定的做法备受关注,围绕该条款的投资争端亦成为国际投资仲裁的焦点问题之一。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友好型改革,履行要求可以结合企业社会责任和激励性投资政策进行革新。我国没有接受禁止性履行要求条款的传统,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时应坚定立场并注意替代性解决方案的适用。

论国际投资协定中履行要求的问题及对策

在国际投资中,东道国可以通过履行要求实现其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的目标。但如果不对履行要求进行规制,其也存在被滥用的风险,成为潜在的投资壁垒。既存国际投资协定对履行要求的规制存在诸多问题:除了禁止履行要求条款,投资定义、国民待遇和间接征收等条款的影响增加了履行要求适用的复杂性;仲裁庭对履行要求的认定、区分和解释也并未形成明晰和一致的标准。虽然关于履行要求本身的规制很难在短时间内达成共识,但可以在国际投资体制内通过多边平台、双边或区域性平台以及国内规则多维度的制度设计,保证东道国和投资者权利义务的平衡。

论违法要求履行义务行政行为的救济

行政主体违法要求履行义务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严重背离法治政府建设目标和廉洁政府的要求,现实中虽然为数不少,但寻求救济的较为鲜见。要破解这一问题,除了增加立法的可操作性和相关法律的衔接外,应当解决对这类行为的界定和认定依据等问题。这一行为的救济应当通过不同渠道实现,现行法律规定不利于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抽象行政行为的救济,需要在修改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时适当扩大受案范围。进行救济时,除了对违法要求履行义务行政行为的效力加以否定和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予以补救外,还应当依法追究行政主体和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技术转让要求规制新趋势下的中国因应

技术转让要求作为履行要求的一种,并未被包含在TRIMs协定明确禁止的五种履行要求措施中。大多数传统双边投资协定也没有履行要求禁止条款,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签订的投资或贸易协定中纳入了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禁止强制技术转让。确定强制技术转让要求的范围,关键在于对措施"强制性"的判断,不同仲裁庭对该问题的解读不同。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禁止规则的例外条款对于保障东道国权益意义重大,但在环境保护例外以及知识产权例外的适用上仍存在不少问题,未能充分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应在厘清《入世议定书中》就技术转让做出的承诺的基础上,审视外商投资审批实践中隐含的技术转让要求,并积极参与国际层面的规则制定。

浅谈双务合同中的履行抗辩权

1999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统一的《合同法》。《合同法》的制定是在总结原有的三部合同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情况,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吸收、借鉴国际上通用的作法和一些国家合同法中先进的原则,确立了一系列重要制度。在这里。

关于合同履行抗辩权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在这部合同法中对当事人在合同履行中的抗辩权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合同法第66条、67条、68条,分别规定了合同履行抗辩权的几种具体情况.

论如何正确认识TRIMs协议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以下简称TRMs协议）是国际投资法的重大发展，是历史上首次将投资问题纳入多边贸易体制进行调节，因此，有人将其视为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从此，归属于资本输入国国内法管辖的部分事项，开始受到多边约束。一方面，国际投资者所受保护进一步加强，他们将在更多领域自由投资，在更大程度上自由竞争，另一方面，TRIMs协议也意味着东道国外资立法的主权受到挑战和削弱，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

投资准入自由化与投资措施的国际管制

传统的投资条约一般将投资准入的决定权保留给东道国。为限制外资进入或引导外资进入的部门和领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种种投资措施,使得投资措施成为关涉投资准入自由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晚近各国自由化性质的外资法改革的推广以及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条约实践的普及,投资准入自由化逐步成为世界性立法趋势,也昭示着各国自由实施投资措施的时代已经结束。投资条约中准入自由条款和废除投资措施条款的不断出现,要求各国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关涉到各国如何在适当保护东道国主权和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的根本问题,应当引起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强制技术转让问题研究

技术转让问题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焦点问题之一。美国在2018年3月22日发布的301调查报告中提出,中国在应对外商投资的问题上,存在通过限制外商投资、有选择地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市场准入、以行政审批程序施压等方式强制技术转让的情况。美国所指的“强制技术转让”涉及技术、知识产权、投资等多领域,而非只限于技术转让领域。本文以技术转让以及国际投资法下的技术转让履行要求理论为基础,对强制技术转让的法律规制及当下中美贸易摩擦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则、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据本国的国情制定履行要求规则,同时积极推动技术转让规则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下的进一步发展,积极响应国际多边投资协定的可持续发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