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履责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机制研究

文章在“绿色复苏”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了ESG履责对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治理两个视角分析了其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ESG履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风险和减少代理问题三条渠道实现。此外,ESG履责对债务违约风险的抑制作用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越高、金融发展水平和信息透明度越低以及高管薪酬激励越少的企业中更为凸显。

突发事件冲击下企业协同履责对再制造供应链绩效的影响

再制造是循环经济的高级形式,也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再制造环境绩效的实现有赖于供应链社会责任水平。随着VUCA时代的到来,突发事件频发,给再制造供应链带来极大挑战。突发事件冲击下如何保障再制造供应链绩效,对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献研究及调查研究,构建研究假设和理论模型,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突发事件冲击下企业协同履责对再制造供应链绩效的影响,以及突发事件冲击与供应链文化对企业协同履责与供应链绩效关系的链式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企业协同履责对再制造供应链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二,突发事件冲击正向调节企业协同履责与再制造供应链绩效的关系;第三,追求集体主义、关注长期规划、注重高权力对称性的供应链文化在企业协同履责与再制造供应链绩效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在突发事件冲击调节企业协同履责与再制造供应链绩效关系的过程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为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冲击,一方面,再制造供应链企业应认识到协同履责对供应链绩效的正面作用,在日常运营中主动践行协同履责,积极开展社会责任信息共享,并积极进行联合规划,建立激励联盟;另一方面,应主动调和不同企业文化之间的差异,营造积极和谐的供应链文化氛围,构建高权力对称性、高集体主义、长期导向的供应链文化。

企业ESG履责、环境不确定性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全面扩大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企业“走出去”迎来了新的机遇,厘清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至关重要。文章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ESG履责可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和规模;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履责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生产率来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调节效应发现,环境不确定性正向调节ESG履责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ESG履责更能促进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文章从ESG履责视角探寻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优势,为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下企业履责与共享价值创造——基于甘肃前进牧业的扎根理论研究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战略更加强调企业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主体作用,以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为目标,实现企业连结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分享价值与创造共享价值。文章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甘肃前进牧业进行资料编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在利他性动机和战略性动机推动及党组织、产业体系、商业资源要素支持下,从扩链增效、利益连结及人才培育三方面“做大蛋糕”,致力分配公平、提升民生服务、参与慈善捐赠来“分好蛋糕”,并通过对自身产业链、经济资源的综合调配和优化利用把实现共同富裕嵌入企业商业价值创造体系内,进而创造共享价值,实现强企富民的战略目标。文章可以检验现有理论研究的实践与操作性,对甘肃企业参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及创造共享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ESG履责表现与财务绩效的协同效应检验

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在不预先设定因果关系的前提下,针对ESG履责表现与财务绩效的关联展开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ESG履责表现越好,财务绩效越佳,且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维度无一例外;除治理维度表现与市场绩效之间只存在单向正相关关系之外,无论是整体ESG履责表现还是分维度表现,均与财务绩效存在着双向协同效应,即ESG履责表现越好,财务绩效越佳,反之亦然。因此,企业需将责任践行与商业模式结合起来,将其视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工具;政府的硬性监管需与企业自我监管结合成为混合监管模式,使之成为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利益相关各方则需关注社会责任和ESG的增值效应,共同推动A股资本市场的双向开放和注册制改革的深化。

从避责走向履责:推动基层党员干部政治行为变化的路径探析

当前我国处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叠加期,全体党员干部应该担当履责,主动防范化解风险,谨防避责行为的滋生。然而,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却存在向内避责、向下避责、向同级避责、向上避责、向条件和环境避责等不同形式的避责行为。基于“制度—情境—动机—群体”四维解释框架,基层党员干部避责行为的生成原因可归纳为问责与容错存在制度缝隙、常规治理与危机治理的情境诱发、趋利与避害的复合动机以及社会从众与政治生态的群体效应。对此,需从弥合制度缝隙、优化履责情境、完善动机结构、修复政治生态四个方面着手,切实推动基层党员干部的政治行为从避责走向履责,进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责任根基。

企业ESG履责的绿色生产力效应研究——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

论文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实证研究了企业ESG履责的绿色生产力效应。研究发现,ESG履责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履责主要通过缓解财务约束,提升企业声誉,以及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的多维异质性检验显示,当企业所处环境规制压力较高、所在行业竞争压力较大、以及企业人力资源基础较好时,ESG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为凸显。论文研究对新形势下构建绿色生产力体系、助力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益启示。

基层县区安全生产数字化监管履责平台构建思考——以岱山县为例

主要基于目前岱山县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监管履责现状,探讨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手段对监管履责过程的各类要素和流程进行重塑,构建既考核结果又考核过程的机制,形成责任落实到位、过程细节清楚和总体评价科学的履责考核机制。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世界政党履责初探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条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各国应对共同挑战、开创美好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政党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主体,担负着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理的责任。由于政党类型及其所处环境和地位等主客观条件的不同,不同政党在履行上述责任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大致来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多是积极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政党;国外左翼政党、民族主义政党等在世界大变局深度演进中艰难前行,展现出了一定的履责意愿和能力;一些国外极右翼政党在民粹主义影响下抱守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政党责任意识和世界担当相对不足。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全球性挑战,各国政党都应准确把握人类发展方向、加强政治引领力,凝聚共识、提升互信,主动担责、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完善治理、不断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美好的世界贡献政党力量。

提升国有企业纪检干部履责能力的策略探究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国有企业改制深化,在关注国有企业运营管理创新同时,也需要同步落实纪检监督工作,运用新型组织形式,提高纪检干部履责能力,这样才能为国有企业稳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但目前国有企业纪检干部履责能力薄弱,在监督执纪问责过程中还需改进方式方法。文章就国有企业纪检干部履责能力提升对策进行分析,期望提升国有企业运营管理规范化水平,为保障公司高质量转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家家履责”:以家庭行动者网络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基于W市R社区的实践考察

“人人履责”是破解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不足的关键,实现“人人履责”有助于真正建成社区治理共同体。既有研究缺乏关于如何实现“人人履责”的专门性、系统性研究,而且往往以抽象、模糊的居民作为动员对象。仅聚焦居民个体层面的动员,社区治理将难以真正达成“人人履责”的实际效果。因此,应当跳出聚焦个体的视野窠臼,寻找实现“人人履责”的新的着力点。家庭在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托家庭所蕴含的家政、情感、支配三重要素,可以激发作为家庭成员的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对W市R社区相关实践的考察发现,以家庭行动者网络为载体,可以将异质性的原子化居民转换成为高度同质化的行动整体,并通过征召、动员等过程不断扩大履责主体范畴、提升履责水平,从而形成具有共同目标、认同公共责任、富有行动能力的“人人履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在该过程中,家庭行动者网络的发展与“人人履责”的实现是同步运作、共同推进的,“载体—网络发展”线与“目标—认知转换”线交织融合,呈现出“网络建设—认知转换”的逻辑理路。以“家家履责”推动实现“人人履责”,为推进“人人履责”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可行思路,也为进一步完善契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治理模式提供理论借鉴。

ESG履责表现、供应链集中度与产品市场竞争优势

本文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ESG履责表现、供应链集中度与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之间的影响机理,以及董事会监督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ESG履责表现有助于提升产品市场竞争优势;随着ESG履责表现的提升,企业更倾向降低供应链集中度;而供应链集中度在ESG履责表现对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董事会监督在ESG履责表现对供应链集中度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此外,还通过时间滞后法对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进行验证。根据研究结果,企业应提升ESG表现,提升董事会监督职能,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提升。

社会责任治理、履责表现与企业绩效

基于合法性理论,以合法性缺口为视角,采用ESG因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代理变量,以沪深A股300指数成分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责任治理、履责表现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只有实质性的社会责任治理才能改善企业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履责表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换句话说,企业的履责表现在社会责任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由此提出,中国企业应建立实质性的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将履责与日常经营整合起来,进一步改善ESG综合绩效。

公共图书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府履责逻辑与实现机制

公平获取图书信息是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均等共享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文章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试图从“公共图书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履责”的关系范畴着手,阐释政府履责的三重逻辑:伦理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尝试从“价值定位责任、制度供给责任、财政保障责任、资源整合责任、积极回应责任和考核监督责任”六个方面建构政府履责实现机制的整体性框架,并明确系统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从根本上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多重期望回应:乡镇青年公务员履责困境的分析框架

提升乡镇青年公务员的履责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乡镇青年公务员角色特征,提出“多重期望回应”分析框架,并结合田野调查结果,从角色、期望、责任三个维度探究乡镇青年公务员履责困境的具体表现与生成逻辑。结果显示:乡镇青年公务员面临从被动履责到主动担责的角色转换问题,多重角色身份引发期望叠加并造成期望过载问题,以及能力有限与责任超限博弈最终导致履责艰难问题。履责困境的生成逻辑在于乡镇环境使乡镇青年公务员的期望回应成为必然选择,而乡镇青年公务员的有限注意力进一步限制了其履责能力。

电网企业基于经济责任审计的“履责画像”评价思考和实践

本文依据“用户画像”理论,围绕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重点关注事项,聚力构建科学量化评价领导干部任期内履职情况的审计机制,破解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差别不明显、针对性不强的堵点和难点,形成领导干部“履责画像”和综合评价报告,作为干部考核、任免、奖惩的重要参考。

政府履责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研究--以宁夏枸杞种植户为例

研究利用宁夏294份枸杞种植户调研数据,采用SEM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计划行为理论中的多种因素对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行为的影响程度,深入探析政府履责在农户采纳行为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得出,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机制同计划行为理论符合;激励性政策对农户态度、主观规范、难易度认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约束性政策对主观规范和难易度认知有正向影响,对农户态度和采纳行为有负向影响。因此,当地政府应加强对农户绿色生产知识的普及,加大农户采纳技术的政策激励力度,合理调整约束性政策,减弱农户对技术的排斥意识,引导农户采纳绿色生产技术。

相容性问责:履责视域下问责的优化路径

问责作为组织的一项制度安排,承担着改善绩效、促进履责的功能。当前一些地方在问责实践中的偏差造成了问责与履责的不相容,表现为自身的强化会导致履责的弱化,由此引发了“问责悖论”。从履责过程出发,可以依据事前、事中、事后阶段建立“权责分配—任务执行—结果反馈”的分析框架。据此提出干部履责的相容性问责,它能够通过问责设置、问责激励、问责实施为干部积极规范履责创造有效条件--权责一致、适度的规则空间和有效的履责反馈。当前“问责悖论”之所以产生,其原因就在于问责的工具理性膨胀导致权责配置的不一致、过度的问责激励导致规则刚性与弹性失衡、问责实施环节的失衡导致履责反馈的异化。要矫治“问责悖论”,实现问责与履责的相容,需要回归问责价值理性、优化问责制度供给、强化问责的科学性和艺术性。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履责困境与现实出路

客观来说,人工智能推动了社会治理智能化、高效化、协同化,这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带来了建构机遇,但我们不可忽视其中显现的履责困境。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亟待人的全面履责,但人工智能的多元化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社会治理对人的依赖,人的履责能力、履责意愿、履责行为遭受了负面影响,这与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初衷背道而驰。有效破解这一棘手困境,可通过明确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界定人工智能的应用场域、厘清人工智能的权责属性来寻求现实出路。

赵健:企业履责要胸怀“国之大者”

2023年12月20日,由北京商报社、《中外企业文化》杂志社主办的,以“履责共赢聚力致远”为主题的2023企业社会责任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会长赵健在演讲中表示,对社会责任的践行与担当是企业维持能够实现高质量、长远发展的核心力量。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来说是一个长期过程,它所带来的品牌和社会价值无法通过一时一地的销售利润来即时地展现出来,需要企业用心经营,有长远的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