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履责之诉中可诉行政行为的识别研究

近年来被征地农民诉请要求行政机关履行养老保障职责的案件数量渐增,对此类案件被诉行为可诉性的判定存在一定分歧。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工作涉及行政机关七个主要职责。确定诸多职责中哪一职责的不作为行为具有可诉性,成为能否进入“司法救济门槛”的关键。在“行为性质—行为状态—权利义务实际影响”受案范围判断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文章将法定职责来源和经本土化改造后的“成熟”原则两个识别参数融入框架,构建履责之诉中行政行为可诉性识别模型,笼统要求县级以上政府落实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职责不具有可诉性。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履责之诉中可诉的行政行为包括:对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待遇资格初审拒绝行为、待遇资格的确认行为,及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经办行为。

中德履责之诉适当性研究进路之比较

学界与实务界就履责之诉的适当性长期未能形成根本性共识。我国的履责之诉适当性的研究是从界定行为类型入手,而这一研究进路是导致我国关于履责之诉适当性争议不休的根源。从履责之诉的适当性的研究进路入手,分析德国关于履责之诉适当性的研究思路,借鉴德国的诉讼目标模式,将是解决争议的新思路。

履责之诉中的审查思路探析——以协调处理导致拖延履行为视角

在当事人针对行政机关提起的履责之诉中,法院判定行政机关是否履责,既不能只看行政机关是否作出答复,也不能只看答复内容是否满足举报人主张,而应当在明确履责之诉基本类型的前提下,综合考量行政机关履行具体法定职责的现实可能性和实际程度,审查行政机关最终有无"实质履行"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行政职责。

履责之诉、请求权及其规则——基于张月仙诉太原市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展开分析

对于一般的履责之诉,法院将行政机关"法定职责"作为审查重点,并遵循以下审查逻辑:第一步考察行政机关是否存在法定职责(法定职责的来源),第二步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履行职责(履责的方式及效果),"张月仙案"也是这种审查逻辑的体现。在"张月仙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被告是否存在法定职责"的判定思路是:首先检索公法规范中是否有条款授予太原市政府"责令居委会补发村民福利"的行政管理职责,其次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9条第六项、第九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0条等"组织规范",因认为其"保护财产权"和"业务指导"的立法表述过于笼统,所以难以推导出被告有具体的法定职责。回顾最高人民法院的审理思路可以看到,如何从概括式的"组织规范"里推导出个案中具体的法定职责是审理的关键,而两者连接的断裂造成了实际中判定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难度。本文通过"张月仙案"的切入,梳理履责之诉中行政机关"法定职责"的来源,探求中国法语境下"组织规范"的内涵,进而明确"组织规范"在履责之诉"法"范围中的定位。随之合理借鉴公法请求权与保护规范理论,遵循"检索相关的公法规范——考察规范是否存在保护私人利益之目的"两个步骤,尝试构建请求权解释框架。通过原告请求权搭建起连接"组织规范"与"具体的法定职责"的装置,从而加强法院对此类涉及依照行政机关"法定职责"判断框架裁判履责之诉的可操作性,亦借助请求权认定标准对相对人的公法权利建立更加全面的考察。

论投诉人和举报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

原告资格问题是投诉、举报案件的核心问题,也是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对于投诉人和举报人原告资格的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确立的自身利益标准,还可进一步完善。有必要回归到利害标准的一般判断结构上来,区分履责之诉与撤销之诉,分别确定投诉人和举报人有无原告资格。举报人在撤销之诉和诉请履行查处职责案件中均没有原告资格,在诉请履行奖励、受理和答复职责案件中则一律具有原告资格。投诉人在诉请履行受理和答复职责时恒具有原告资格;在诉请履行查处职责案件和撤销之诉案件中,投诉人的原告资格具有或然性,需要在区分真自益型投诉人与假自益型投诉人基础上进行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