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山东士人与《晋书》《隋书》的修撰

《晋书》《隋书》是唐初官修的两部正史,而山东地区的士人在这两部正史的修撰过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山东地区自先秦以来一直是文化发达地区,虽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汉文化在此非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相反仍在继续发展,而江左、关陇两大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文化上略落后于山东地区。因此说山东地区先进的文化促进了该地区学术的发展,并使得该地区学者的学术水平居于领先地位,进而为《晋书》《隋书》的修撰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虚与实:明清山东士人价值观念在宗教空间的构造

在传统社会,士人面临科举竞争、生存困境等诸多问题,在精神层面难免产生一定压力。而神授托梦的虚构意境,对士人的理想具有一定的指引性。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受神灵所点拨者多是一些符合忠孝节义道德标准之士。因此,宗教信仰中的虚与士人生活中的实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是以道德原则为前提的。值得注意的是,主流儒家思想之外,那些释道思想虽含有宿命论,却也在士人精神世界形成了一种超脱现实的人生构造。

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生存之道的适应性选择

就士人群体生存之道而言,不仅仅受其社会经历、知识结构、生存环境等影响,还基于传统道德原则、明清社会变迁及区域社会环境等作出适应性选择。山东士人群体也在上述诸种因素综合影响之下,其生存之道展现出多样性。有些士人坚守忠孝仁义之理念,不向权贵低头;有些士人则舍弃道德原则,选择寄生性的生活;还有些士人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羁绊,崇尚自然,追求朴真,以隐逸来摆脱尘世的浊与俗。凡此诸种适应性选择,均是处于不同层次之士不同价值观念的体现。但是,仁义礼智信作为士人传统价值观,依然构成其生存之道的主流,并与其他非主流观念不断整合并完善。

明清山东士人在交往空间内的组合与分化

从明清时期山东士人的生活轨迹来看,地缘、血缘、业缘、趣缘等基本生活要素,成为士人交往的重要载体,而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则是其组合的基础。士人组合形式表现为同僚之谊、同乡之情等层面,虽略有差异,但也存在共性。但是,由于不同因素的影响,士人价值观念往往易生分化,表现在党派纷争、反目为仇、背信弃义等多个层面。因此,士人在交往原则上,必须牢牢把控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这也是决定他们组合与分化的关键。

寻道与循道:明清山东士人在家庭空间内的定位与走向

传统中国社会,家长在家庭空间内对士人童蒙时期所进行的各种道德训诫,其定位坐标依然是儒家之道,涵盖了一切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以及群体观、社会观等价值观念,由此指导着士人去寻道并走向循道之实践。但由于受个体主观因素及社会外在环境等影响,士人践行中则出现了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弃道求存、以道抗势等多样性发展趋势。

魏晋时期山东士人的政治理念与实践——以齐鲁文化为基点

魏晋时期山东士人在政治思想与实践中,继承齐鲁文化的民本仁政思想,根据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政治实践中不断创新齐鲁文化的政治理论,使齐鲁文化不断吸收玄学、佛教等政治思想,进而推进齐鲁政治文化的实践。魏晋政治表明:齐鲁文化的民本仁政思想对稳定政治统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行政如果缺失了民本仁政则不利于长治久安。同时,秉承齐鲁文化的山东士人在北方十六国时期还起着保存和传播儒家文化、促进少数民汉化的历史作用。

再论西魏、北周之际文学复古思想的兴起与衰落——兼论陈寅恪先生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

西魏苏绰推动文风"复古"是六朝至隋唐文学思想史最具转折意义的事件。近人陈寅恪从史学的角度考察以之为"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一部分。其实,复古思想的兴起乃是缘于当时仍然流行的"文质相革"的思想传统,同时包含着转换西魏集团内部山东士人政治认同的现实需要。其衰落也是因为这种政治认同实现,山东士人在苏绰死后复又占据优势地位,使得他们所秉承的"洛阳文风"复兴,从而取代了复古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