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山东士族择婚观念浅析

山东士族屹立多年,至唐代虽然衰落,但社会声望仍在,“尚婚娅”的习俗仍然保持。终唐一代,山东士族在结亲对象选择标准中,一方面固守其极重门第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因环境与自身境况的不断变化而相应地做出一些改变。

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

北周时期,关陇集团施行"关中本位"政策,抑制山东士族。山东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杨坚代周立隋。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关中本位",对关中、山东地区的山东士族予以打击和压制,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方社会基础,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隋朝末年,山东成为动摇隋政权统治的重点地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即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以及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密切相关。

儒佛兼修与唐代山东士族女性的家风演进——以唐代墓志为例

唐代佛教影响深远,山东士族女性中信奉者颇多。山东士族女性素以家风自持,信仰佛教者多为儒佛兼修,这在唐代墓志中有着突出反映。佛学的盛行,一方面使山东士族女性传统家风中的现实性与佛学超越世俗的终极关切相互结合为一体,对其传统家风起到了强化作用;另一方面,对佛教的信仰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新的因素,导致山东士族女性的传统家风在传承过程中出现某些变异。

唐代古文运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

中唐时期,随着山东士族的复兴,古文运动蓬勃发展。在骈文盛行的中古时期,山东士族有不废古文的优良传统。古文运动的精神实质与山东士族的家学门风相契合,同样具备宗经的传统、反佛的立场以及尚功用、重实际,反对浮华风气的特点。山东士族对古文的勃兴居功甚伟,参与并引领了古文运动。

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经学转向与家风坚守——以崔暟墓志为中心

山东士族传人多以学行闻世,并以此形成了以经学家风为核心的文化传统。隋唐之际,山东士族的这一传统发生了某些变化,而唐人崔暟墓志则为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从中可以看出其在经学传统、家学与家风的关系等方面所出现的明显变化。不过由于山东士族家学传统的底蕴依然深厚,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其在唐代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文化群体的存在。

唐代士族文学研究的新高度——评李建华教授新著《唐代山东士族的复兴与文学思潮》

近年来,士族文学日益成为中古文学研究的热点。与前一时期相比,今天的研究者,越来越乐于探讨相关话题,对相关话题可能涉及的微妙之处,也有了越来越精准的把握。一些曾被搁置的话题在新的研究高度上重新得到了讨论,这是当下学术推进的结果,也是当下学者关怀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李建华先生从事唐代山东士族文学研究多年,其发表的相关论文令我获益匪浅,这本专著的出版,可以说是我等"粉丝"期盼已久的。

从崔莺莺的姓氏谈起——论元稹与山东士族

考察唐传奇的时代背景和其他传奇作者的影射习惯以及元稹的生平和崔莺莺的姓氏,我们有理由相信《莺莺传》可能是一部具有现实暗寓的作品,崔莺莺的家世境遇和她的姓氏可能是对唐代山东士族衰落的社会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这种衰落主要是由于唐代的政治斗争中山东士族、关陇士族、新兴进士阶层和宦官集团等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变化,山东士族虽然享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但作为一个传统的政治集团,在各种政治力量的打击下,自中唐以后彻底走向了没落。考察元稹的家世和仕途经历,发现他与山东士族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纠葛,而这一点也表现在张生对崔莺莺的态度上。

山东士族对唐代政治的影响

山东士族起源于东汉末年以儒学经文著称的世家大族,发展强盛于两晋时期,到唐朝时虽其政治影响力有所削弱,但仍不容小觑。唐创业初期,山东士族为唐政权稳固山东地区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唐时期又大量出仕中央,影响朝政;晚唐时期其政治影响力逐渐削弱。总之,终唐一代,山东士族始终对唐政权有所影响,唐政府为此也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

古文运动和山东士族

中唐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山东士族在中唐的兴起密切相关 ,山东士族影响并加入了古文运动 ,山东士族古老质朴的门风和古文运动的精神是相通的 ,二者的很多观念是一致的 ,因此 ,古文运动符合山东士族的利益 。

山东士族复兴与中唐文坛复古主义思潮

中唐时期,随着山东士族的复兴,其复古主义思想影响到中唐文坛。中唐文坛盛行复古之风,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皆以复古为宗旨,借复古以创新。中唐文学复古思潮与山东士族在中唐的复兴密不可分,山东士族的门风与文坛复古主义精神相契合。山东士族的复兴深刻地影响了文坛复古主义思潮。

唐代早期山东士族的古体诗

在高适和岑参之前的时代,山东士族已与古体诗结下不解之缘。初唐山东士族已开始"以古为律"的尝试。五古形式的重大推进与五律定型发生于同一群体,与山东士族关系密切,以情景的交错和视角的跳跃为最大特点,对此后的五古产生了影响。盛唐前期五古在酬赠中初步定型,已产生多个发展方向,对元和以下五古存在影响,王维、王昌龄的五古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山东士族的七古已明显学习鲍照,脱离了齐梁体式,杂言和骚体的进步更为明显,其发展水平落后于五古,但同样在武朝和盛唐前期各有进步,并影响了元和以下的七古。

论唐代陇西李氏的士族归类

陇西地处关陇地区,故学界常常将唐代陇西李氏归入关陇士族。事实上,唐宋时期人们将陇西李氏视为山东士族;唐代陇西李氏在婚姻上亦属于山东士族婚姻圈。由于陇西李氏较早迁离原籍,其著房著支在唐以前由关陇地区迁入崤山以东,与迁都于洛阳的北魏政权关系密切,并加入山东五姓婚姻圈,成为山东士族著姓。

唐代吴兴姚氏与山东士族婚姻之我见

吴兴姚氏是汉唐之间颇具代表性的文化士族,为唐代江东四大士族之一。唐代为其全盛时期,其最主要的通婚对象为山东士族,故对其与山东士族婚姻的整理、分析无疑是其婚姻研究的重点。而作为其重中之重的唐代姚崇家族最主要的通婚对象亦为山东士族。由唐代姚崇家族与山东士族的婚姻情况,足以显见其家族兴衰之过程,由此又可反映出唐代吴兴姚氏及唐代士族的演变历程,极具典型意义。

唐代士族轉型的新案例——以趙郡李氏漢中房支三方墓誌銘爲重點的闡釋

中古時期士族流動的歷史線索,經過史家陳寅恪、毛漢光等的持續研究,已經產生了豐饒的成果和許多有意味的結論。但流動的複雜過程以及其中的許多細節,因史料缺乏,尚未能揭示出來。本文借用"轉型"範疇,將新出唐初史學家李百藥墓誌銘與其祖父母碑誌和相關史傳資料進行對讀,試圖通過新出史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映證,對趙郡李氏漢中房支進行重新梳理,重點以喪葬地的改變來觀察漢中房支的流動及中央化進程,以期對中古社會和士族轉型有新的認知,對流行的"唐宋變革論"的起點也提出自己的獨特看法。通過李氏家族幾方碑誌的比較,還抉發出中古時期大族家風家學的一些與衆不同處,文章並對李百藥的文史著述作一點新的評價。

陈寅恪“山东集团”辨析

陈寅恪常将山东集团与关陇集团对举 ,对此学界注意不多。通过对陈寅恪相关论述的梳理和对相关史料的辨析 ,可以看出山东集团中山东豪杰、山东士族两个层次在隋末唐初政治斗争中具有不同的作用和地位 ,陈寅恪对山东集团的观点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补充、修正 ,由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地域歧视对政治运作的影响则需要进一步加以重视。

宰相辞赋与家族地图——李德裕罢相时期辞赋之花木书写及其文化解读

李德裕罢相南楚时期,渐次创作了《白芙蓉赋》、《重读芙蓉赋》、《斑竹管赋》、《柳柏赋》、《二芳丛赋》、《金松赋》等以花木为主题的辞赋。这既是与屈骚香草美人隐喻的文类传统的对话,同时又因李德裕的家族文化背景而加入了更为多元、深邃的文化内涵,融摄进其宰相家族的宦游地图与心灵地图。通过将李德裕辞赋之花木书写与其诗歌、记体文、论说文等不同文类相对读,可以窥见其中超越屈骚"香草美人"的隐喻传统,而涵盖家族记忆、祖德先志及门第风范等内容的心灵脉动和文学地图。

唐太宗的氏族政策及其影响

为推进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唐太宗制定了一系列氏族政策,如皇室婚姻中,“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未尝尚山东旧族”;同时组织官员修撰《氏族志》,并颁布《诫励氏族婚姻诏》等。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建立以李唐皇族为中心、并联合朝中大臣的氏族新秩序,藉此扭转山东士族根深蒂固的门第观念。不过,这些氏族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并未取得理想的直接效果。

《氏族志》与唐太宗的关陇门阀观

贞观六年唐太宗下令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刊正姓氏”,经过几年努力,《氏族志》初步编成,由高士廉“类其等第以进”,把山东士族崔民干列为第一等。对此,唐太宗发了一通不满的议论:“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唐太宗的质问,虽然含有降等的要求,于是高士廉将崔民干降为第三等。

唐代山东四姓政风研究述评

政风即为政治作风。山东士族发起于两汉之间,鼎盛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隋唐衰落下去,能在数百年间屹立不倒其政风必有可取之处。目前学术界关于唐代山东士族研究成果颇为丰富,相对于此,有关山东士族政风方面的研究则尤显薄弱。

从士族郡望看牛李党争的分野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坛上一极大事件，论者多矣。但牛李两派的分野究竟是缘于科举与门第之争、士庶之争、新旧之争、进步与落后之争，抑或是经术与辞章之争呢？因其历时既久，所关涉人物又多，故迄今为止，仍歧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唐史研究界亦成了一个长期争鸣不休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