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中的政治维度——以《山乡巨变》为考察中心

《山乡巨变》中的风景是意识形态化的政治风景,最终转义为表征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想象。小说一方面通过风景疏解文本暴力、疏离政治实践,表现新农村的人情美和自然美,以此回应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风景表现农民与政治碰撞后主体与观念的嬗变,回应对人民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教育的政治要求。《山乡巨变》中的风景具有观照主体和超越现实的独特性,丰富了农村题材小说表现政治的艺术形式和意义空间。

奋力谱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新篇章

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随着寒消春长,万物萌发,一幅幅热闹的春耕备耕画卷在三湘大地铺展开来,广袤田野散发着泥土的芬芳,人们脸上洋溢着播种的喜悦。

文学参与山乡巨变的历史经验与现实路径

“山乡巨变”是描述新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有力地介入“山乡巨变”的进程并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当下文学若想有效地介入乡村现实,重获历史能动性,就需要吸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些重要历史经验,并在全新的时代语境下使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从而打造本民族的乡村寓言和乡土叙事新经典。

“新时代山乡巨变与新乡土小说”学术论坛综述

百余年的现代化历程中,乡土文学的书写始终关切整个民族前进历程与时代动向,新时代以来,农村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文学创作层面也出现了一批紧密结合农村现实,关注农民群众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并展现他们在新时代下奋斗和成长的乡土小说。这些新乡土小说注重创新,采用多元化的表现手法,试图打破传统农村叙事的刻板印象,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油画《山乡巨变》创作小记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我们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同时,“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油画作品《山乡巨变》即以农村地区的人居环境建设为主题,反映新时代和美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作品并没有描绘特定地域,而是以点概面地呈现正在建设中的农村面貌。画面中,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家家户户住上了新房,现代化产品进入了农家,村民过上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幸福生活。下面,笔者将具体阐述这幅画作的创作过程,以期为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提供借鉴。

非虚构写作视野下的“新山乡巨变”——以罗伟章《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为例

“新山乡巨变”是罗伟章《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两部非虚构作品的主要内容。他坚持以事实抵达真实的写作伦理,有效介入到当下的乡村现场。同时,其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的跨领域叙述,多维度地展现了乡村现实的复杂,也让文学承载起更为真实的社会历史现象。而他对小说、散文等文体写作手法的借用,则熔铸文学性的审美品格于中国“新山乡巨变”的民族史诗之中,弥补了非虚构国家叙事中审美的缺失。罗伟章的非虚构写作有效避免了宏大叙事“主题先行”的弊病,其真实性与文学性兼具的写作方式,或可为当代中国民族史诗叙事提供经验资源。

新时代“山乡巨变”书写的新范式——谈《莫道君行早》

《创业史》和《山乡巨变》分别从现实的“观念”和“经验”出发,书写“山乡巨变”,奠定了中国当代文学书写乡村巨变的基本范式。《莫道君行早》发展了《山乡巨变》的叙述范式,在“矛盾冲突”中去体现“山乡巨变”。但是,《莫道君行早》中的人物形象的社会内涵、矛盾冲突的双方力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莫道君行早》塑造了麻青蒿这一崭新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因此,《莫道君行早》扩展了新时代乡村巨变的书写范式,为新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值得引起重视。

用文学的笔绘就新时代山乡巨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为乡土文学创作提供肥沃和广袤的土壤。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是乡土文学近十年来以及未来的创作方向,充分彰显中国当代文学的使命与担当。新时代乡土文学如何理性审视重大主题与乡土文学的关系及乡土文学的“焦虑症”,进而更好地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的新史诗,是当前乡土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需要深刻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从激进归趋温和——论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革命姿态的变迁

周立波的两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展现着作者不同的革命姿态,前者是以激进、怨恨的革命姿态参与民族国家的想象,后者则以温和的变革理念想象着革命。从《暴风骤雨》中的激进革命姿态转向《山乡巨变》中的温和变革理念,这有着深刻的原因和重大的意义。

论《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形象

《山乡巨变》塑造了邓秀梅、李月辉、盛佑亭等30多个基层干部和南方农民的形象,表达了作者对乡土人物在历史推进过程中命运的深重忧虑。亭面糊作为当时新旧意识冲突下地道的湖湘农民的代表,他不仅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典型,也是作家“承受着一切塑造典型的伟大艺术家的遗产”、“把握住新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果与结晶,是益阳老头中的“这一个”。

论《山乡巨变》中的儒家话语及其召唤结构

小说《山乡巨变》的儒家文化底蕴既表现为人物的修身、孝道、仁爱、温良恭俭让等道德层面,也表现为主要乡村干部的"德治"、"仁政"思想和言行。小说隐含的这种儒家话语构成了一种文本的"召唤结构",暗示或引导我们从儒家政治思想的角度来观照当时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限于当时的条件,作家周立波没有公开亮出"仁政"的观点,但还是对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政治运作有所讽谏。

母语方言的自觉书写——重读周立波《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在当代文学史上频频引人注目的是文本语言上大量方言土语的采撷与运用。主要表现在一些特色方言词汇和益阳山乡农民的俗语大量进入文本。《山乡巨变》中大量益阳方言口语"民间话语"的存在,可以看做是一种民间生活图景的文本再现。然而,《山乡巨变》中其实拥有两个话语体系:"现代话语(普通话)"和"民间话语(方言)"体系,在现代话语取得全面胜利的表象下,出于潜在的母语方言情结作用,《山乡巨变》在强大的现代话语中较为自在地展现了民间话语(益阳方言口语)的多姿多彩和固有魅力。

论《山乡巨变》的双重话语建构与文化融合底蕴

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在叙事框架、观念形态层面,表达的是以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为主导的国家功利话语;艺术场景、生活形态层面体现的,却是以充满日常性和人情味的乡村生活图景为中心的民间生态话语。作者一方面将乡土文化的传统底蕴转化成一种充满生命活力的现实生活形态,另一方面又将时代新生活描述成一种贯穿着各种民俗文化元素的乡土生活新境界。这种双重话语并置、多元文化共生的审美建构,不仅呈现出对社会矛盾双方客观审视、辨证分析的审美意味,而且隐含着一种乡土民间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呈融合发展态势的历史认知。

当代乡村意义符号体系的重组——从一个视角解读周立波的《山乡巨变》

《山乡巨变》所描写的绝不仅仅是当代中国农村外在生产组织方式的"巨变",而是同时较多地留下了对乡村社会的意义符号系统进行彻底改造的具体而丰富的细节和场景。这表现在建筑与居室布置及其相应言说符号的改写,关于尊卑贵贱秩序及读书人与非读书人地位等方面的重新理解和排位,还有对于女性行为礼仪、规范以及爱情态度方面的大幅度调整和改写,等等。作品以此表现出与《暴风骤雨》不一样的"史诗性"。

从“形者融灵”到“贵适天真”——连环画《山乡巨变》的创作艺术再探索

建国初期的连环画，以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出现，具有相应的艺术价值，并形成了一个美术史上非常突出的繁荣现象。其中，以贺友直的《山乡巨变》最具代表性，这是新中国连环画史上的第一座里程碑，其所取得的巨大艺术成就影响了几代人。

《山乡巨变》:左右为难中的艺术创造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农村,自上而下地进行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废除了个体分散的小农经济,建立了政社合一的集体经济,这是一场根本性质的社会变革。长篇小说自然是反映和表现这场革命的最适宜的文学样式。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这类题材的长篇小说多达数十部,成为中国当代叙事文学中的一大景观,曾被认定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辉煌成就。19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农村经济又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实行了集体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

《山乡巨变》的话语分层与配置

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的共存，或者说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共存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其中，政治话语所解决的是作品的合法性问题；在“十七年”的政治语境中，一个没有政治意义的作品不可能得到体制化文坛的承认；随后也就不可能被出版或发表，也不可能得到与读者见面的机会。而民间话语承担的功能是可读性、娱乐性。“十七年”虽然突出强调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但是一个作品如果真正就变成了一个政治的说辞，除了政治，其他一无所有，这种作品也注定会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实际上只有到了“文革”中，才出现了像《虹南作战史》那种纯政治口号式的作品）。因此“十七年”绝大多数作品是在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之间谋求一种结合与平衡。

论《山乡巨变》对政策的顺应与超越

建国后,本来作为解放区文艺创作战时指导原则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扩大成了一切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无条件长期遵循的根本的创作原则,这极大地束缚了作家的手脚。为了规避政策的限制,许多作家选择了创作空间相对较大的历史题材。而《山乡巨变》是现实题材中比较出彩的小说,它通过象征方法对农业合作化的相关政策作了全方位的绵密、细致的顺应,但是它对山乡日常生活的大量描写使其超越了具体政策,时过境迁之后,仍然给人以阅读兴味。

周立波《山乡巨变》的景物美和女性美

周立波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的景物描写和女性描写，体现了作家浓厚的故乡情结和茶子花情结，体现了他文学创作的婉约风格和阴柔美的审美追求。

艺术视角下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对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三里湾》和《创业史》的解读

在文学创作中,艺术视角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是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山乡巨变》、《三里湾》和《创业史》,因为作家采用了不同的艺术视角,所以这三部作品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思想意蕴,它们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同。文学作品的最大意义和价值是在文化上,而不是在政治上。纵观中外的文学史可以发现,艺术视角既具有个人性,也具有时代性和作家个人的反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