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辨

"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然细绎史料,发现其中疑点不少。明清时期山西的进士数量可观,并未因其经商重利而影响对科举的向往,还有不少商人在经商致富后,即悉心培养子弟奋进科场。因此,我们认为,在明清山西人的头脑中,名利之念没有轻重之别,他们是名利并重的。

清代《山右会馆碑》考

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碑帖菁华"栏目收藏有《山右会馆碑》一帧,该帧石刻资料反映出山右会馆与临襄会馆的关系,及明清会馆的发展、变迁与内部管理问题。另外,此碑还反映了清代议叙制度的重要信息,通过结合传世文献及其他相关资料,可以认识清代议叙制度之加级、纪录的等次与核算方法,以及该制度作为清代官员重要荣誉或表彰的特性。

论晋商精神的缺失及山右文化的局限

晋商精神虽然秉持和践行了儒家伦理文化,然而,还有其主要精神缺失。以"韦伯命题"分析晋商精神的这种缺失,并从山西地域文化和儒家传统文化中探究晋商精神缺失的历史原因,进而从思维方式、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三个方面总结经验,可以对晋商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山右石刻丛编》与山西历史文化研究

《山右石刻丛编》收录从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到元朝灭亡前一年(1367年)碑刻七百二十通,其文献存在的主要时间与两次民族大融合的关键时期吻合,成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形成的活化石。《山右石刻丛编》是研究和认识山西地方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参考,是清代金石学发展的重要成果,可以补民族融合"史料群"的缺失。

北朝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考——以《山右石刻丛编》为中心

山西乡村佛教石刻造像最初源头已不可考,据《山右石刻丛编》所录石刻造像及其碑记可以看出其形制与石窟造像形制相似,其所制年代集中在南北朝时期,也是石窟造像流行的年代。可以推论,石刻造像是石窟造像在乡村的变体,是民间乡社自发开展的崇佛运动的产物。通过石刻造像的研究,可以探讨佛教思想在中国乡村传播的路径及其组织方式在乡村政权中的地位和影响。

试论信息情报资料对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山右文津”在晋商研究中的功能为例

获取充足的信息情报资料是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以历史主义方法为主导的晋商研究更是如此。本文以晋商研究为例,在简要介绍“山右文津”网站设立的基础上,从晋商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趋势两方面来介绍网站主要内容,最后指出晋商研究丰硕的成果得益于“山右文津”网站优秀的资料收集和学术动态的服务功能,服务效果良好。

《山右谳狱记》初考

《山右谳狱记》为顾麟趾在山西任职期间处理民事、刑事案件整理的案卷汇编,现存有3个刊刻版本,是古代重要的案律文献,也是山西区域社会史研究难得的资料。通过对版本源流的考察,断定版本年代,力图还原文本的刊刻与流布过程。在搜集整理实录、方志、文集等资料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作者的生平履历,介绍文本主要内容,分析文本史料价值与社会功用,以便学者利用。

基于数据统计之下的宋代至民国山右民间首领称谓研究

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使历史学研究变得多元化,随着地方史料的不断增加,以数据的计算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日趋增多。宋代至民国山右碑刻题记中出现了数量不菲的民间首领称谓,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宋金元时期的民间首领称谓主要集中在政策引导下的“老人”和带有浓厚宗教意味的“维那”上。明清时期,山右民间首领称谓的区域性差别较为明显,南北各有不同,主要以纠首、社首为主,辅以渠长、经理等称呼,凸显出民间社会地方自治的多元化特征。民国初期依然延续清代社首、纠首、经理人等称谓,民国中后期,民间首领称谓呈现出高度的趋同性,以“经理人”和“村长”为主。

国家制度与地方体系:元明清碑刻中的职业阴阳研究——以山右碑刻为中心

“职业阴阳”即从事阴阳学研究和实践的人,这一职业贯穿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直到元代才正式被国家制度确立下来。从山右碑刻来看,元代来自官方的阴阳学制度影响了山西全境,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同期民间职业阴阳体系虽式微但依然存在;明代官方职业阴阳称谓数量繁多,至中后期,民间职业阴阳迅速发展;清代作为国家制度的阴阳学虽未明确被废除,但从碑刻中看,这一制度已在虚转,这一时期民间职业阴阳异常活跃,数量远超国家职业阴阳。自元代阴阳学作为国家制度被确立之后,数百年间山右碑刻中的官方职业阴阳和民间职业阴阳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发生变化,趋势是:官方从业者技术逐渐衰弱导致制度的名存实亡,而民间从业者植根于地方社会,以市场为主导,不断强化技术,甚至由于技术的高超赢得簪缨世家的尊重,在清末的地方社会中开始处于领导地位。这期间双方互有交往,处于一种协调与合作的关系。

博通、联系、笃实、出新——牛贵琥先生的学术

牛贵琥先生继承了章太炎、姚奠中先生以小学通经学,以经学通文史,以诸子为归宿的学术传统,注重学问之博通。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广泛联系,结合四重证据解决问题。在文献的基础上,提倡创新,体现出山右学派的特点。在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金元文学以及古代小说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山西书目活动事业简述

目录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图书出现以后发展起来的。“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隋书、经籍志》)。南北朝时,山西就有书目活动了。闻喜裴松之编撰《史目》,这是山西记载最早的目录。它以纪传体史书为对象,专解释纪、传、表、志篇目的意义,兼反映其中历史人物的姓氏。

浅谈图书馆石刻文字资料工作

在祖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石刻文字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屡经沉浮终成宏大,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与艺术丰富的百科全书。以兹为证,“每足补足史缺略,文献之遗佚”,以兹为学,“典雅秀逸,拙朴雄浑相合,纵肆平正,古峭奇谲并肩”。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及艺术等方面都要研究利用它,其不可估量的价值与有关研究,可称作中国的石碑文化。自宋代以来,它以独特的历史价值和艺术魅力成为一门独立的金石学。

元代姚天福神道碑校点注释

一 姚天福及其神道碑介绍 姚天福神道碑,位于山西稷山县南阳里村,现移至青龙寺,是现存山西元代名碑之最,《山右石刻丛编》全文刊载。碑身高2.73米,宽1.37米,厚0.46米。碑石四面镌刻,碑文5023字,碑额篆书50字(与碑文首段50字同)(图一、图二、图三)。 据《元史·姚天福传》及有关资料,姚天福一生反对官吏贪赃枉法、行贿受贿、勒索民财、欺压百姓,其事迹可与宋代包拯媲美,而知名度远不及包拯。 姚天福,字君祥,系唐玄宗李隆基朝名相姚崇之后。姚崇原籍陕州硖石,后代曾在金代中叶任绛州判官,遂家居稷山县南阳里。姚天福父居实,金代末年避兵雁北怀仁县,

元代石刻刻工补正——以方志文献为据

关于元代石刻刻工,前辈学者的各类辑录基本已将现存各种金石书目及考古资料搜罗详尽,总共录得1067条。然而笔者在翻阅《中国方志集成》《中国方志丛书》《地方金石志汇编》《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等未被利用的方志史料汇编时又多有所获,期间也发现了各类刻工辑录的一些讹误或缺漏之处,合计33条56人,参照程章灿先生《石刻刻工研究》之体例录为一文。

《裕公和尚道行碑》点注

《裕公和尚道行碑》点注王道旺，王汝意（翼城县博物馆）一、简介《裕公和尚道行碑》，据碑侧题记和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年）版《翼城县志》记载，原立于翼城县旧城同颖坊东隅金仙寺内。寺毁后，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年），邑人太守杨纬志，移置其于旧城东部高阜上的后土...

清季山西金石著述概略

近代山西学术文化领域成就斐然,已为人所共识,许多学者文人跻身于全国学术名流行列,推动了山西乃至全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诸如史学、地理学名著、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方志编篡方面出现的以光绪《山西通志》为代表的一批较好的志书;在考据学方面有与顾炎武、戴震等齐名的山西籍考据学家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征》等。除此之外,清代山西金石考古方面也获得了空前发展,一时学人济济,著述累累,本土与外寓文人共同协作,为山西金石考古学的繁荣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给后人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遗产积累了宝贵的史料。本文试图就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原因作一分析,并就该时期山西的金石著述情况略作概述。

王维、司空图籍贯及出生地考证

近十多年来,笔者一直从事地方志研究及编纂工作。在研究活动中,发现对一些历史名人往往错记籍贯及出生地。其中原因,固然有乱拉名人,以光耀乡里,但主要的还是由于缺乏考证或疏于考证。这种现象,就连最有权威的《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也概莫能外。唐代田园诗人王维,据《辞源》载:唐太原祁人。据《辞海》载: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这两条记载的依据,都出自新旧唐书。可以说,王维的籍贯及出生地,自唐代以后,就一直以讹传讹的流传下来。

冯俊杰教授戏曲文物研究述略——兼读《山西神庙剧场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戏曲文物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具备了它的基本研究队伍"②。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几位主要学者是这支研究队伍的重要成员,冯俊杰教授即是其中之一。车文明教授2002年发表的《戏曲文物研究综述》对戏曲文物研究至20世纪末近20年的学术历程做了全面综述。2005年,他又对21世纪前五年戏曲文物研究呈现的新态势做了分析。

千年石刻传法音——山西猗氏县《大云寺涅槃变碑像》考释

《大云寺涅槃变碑像》原在山西省猗氏县(今与临晋合并称临猗)北门外峨眉山麓的大云寺。一九二一年寺毁,遂移置县文庙保存;解放前庙已荒芜,碑则弃之田野无人过问。建国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始移至太原市山西省博物馆院内陈列。碑高282厘米,宽86厘米,厚26厘米,碑下龟跌高35厘米。正面:碑头以螭为饰,圭首雕以须弥山图形;

娘子关因妒女祠得名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地处晋冀要冲,其以关险、洞幽、山奇、水秀闻名遐迩。这座后来以＂娘子＂取名的关,给这方山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给人们带来几分遐想与争论。其中,常被人们提及的娘子关究竟因哪位＂娘子＂得名,这个长久而又敏感的问题,一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以《永乐大典》、乾隆和光绪两版《山西通志》等史料记载的,娘子关以为妒女建立的妒女祠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