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新常态下党内“山头主义”的风险及治理

针对"山头主义"行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民主建设与权力制约;完善党内事务公开制度和健全监督规章制度,对其进行严厉规制,彻底清除其恶劣影响,促进党内政治生态健康发展。

《水浒》的“山头主义”——兼议梁山英雄排座次

梁山有大大小小的"山头",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各利益集团间既相互利用又互相斗争,梁山并非"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理想社会。梁山的座次,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各利益集团在梁山的实力,反映了各利益集团在梁山的地位和各自利益需求。梁山座次的最终排定。座次本身确立了各利益集团在梁山的位置归属和职掌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利益集团的矛盾。梁山的座次,更多的照顾了以宋江为代表的宋氏利益集团的利益,拔擢自己的忠实拥趸和主张以及不反对招安的官军降将的地位,为宋江最终走向招安铺路。

邓小平关于“山头主义”的历史沉思

"山头主义"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长期存在。邓小平认为",山头主义"在我们党内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山头主义"侵害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危害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滋生了党内的腐败问题。消除"山头主义"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要"敢"字当头;要把好任用干部关。

陈云反对山头主义思想及其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意义

山头主义是一种热衷于在党内搞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的思想和行为。陈云从国情、党情着手,剖析了"山头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分析了"山头主义"对我党团结统一、党群干群关系和党的作风建设的危害性,提出了要加强学习、严肃党的纪律和规矩、实现党的领导一元化等方面消除山头主义思想。重温陈云反对"山头主义"思想意识,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部门化的隐患:如何防止“山头主义”侵蚀企业?

尽管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影响组织架构,但部门化(departmentalization)仍然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趋势。所谓部门化,就是根据不同要素、职能和任务,将功能相近或相关的工作聚集在一起,成立各个部门。部门的设置和名称多种多样,以人力资源部为例,可以见到诸如人力运营部、员工成功部、员工体验部、总干部部、人才与组织发展部等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的差异大致反映了不同公司对部门工作侧重点和倾向的不同,但其基本职能大同小异。在此,我们使用的“部门”概念更为宽泛,包括小组、团队、子公司、分公司、事业部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反对“山头主义”的历史考察

"山头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不良现象,它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革命的客观环境。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反对党内的"山头"现象,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期以来尤其是从古田会议开始,毛泽东从国情、党情出发,提出了对待党内"山头"的正确态度,探索抵制和消除党内"山头主义"倾向的科学途径并积累了成功经验。党的七大实现了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乃至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大前后毛泽东如何破除山头主义

在我们党领导的长期游击战争中,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分散的情况下,曾出现过带有小团体主义和宗派主义性质的山头主义,严重损害着党的团结统一。七大前后,毛泽东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针对山头主义的历史和实际,毛泽东见微知著,依据党的建设的实际,系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略,即:承认山头,反对山头主义;尊重实际,照顾山头;着眼大局,消除山头主义。七大前后毛泽东解决山头主义的成功实践,为加强党的团结统一、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廖汉生、杨勇被抓与所谓“华北山头主义”问题

十年动乱时期的前九年,我在北京军区先后任副政委、政委,经历了北京军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旋涡之中。1967年1月,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打倒。

抵制“山头主义”,必须权力法治化

徐辉冠(求是杂志社)在《红旗文稿》撰文认为:中央巡视组最近巡视上海、河北和江苏三地。巡视反馈中首次出现'山头主义'字眼。'山头主义'一词,可以追溯到根据地建设时期,那时,党和军队分散在不同农村根据地,形成一个个'山头','山头主义'便水到渠成,实乃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今,新的'山头主义'暗地涌动,与根据地时期的'山头主义'有共同点,也有迥异处。共同之处在于:

好人主义的现实危害

“好好先生”看似一团和气,实则放弃原则;看似明哲保身,实则回避问题;看似皆大欢喜,实则掩盖矛盾;看似“好人主义”,实则“害人”利己。“好好先生”漠视党纪国法,滋长贪腐、享乐之风;损害社会良序,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有碍公民权利保障和国家发展,是滋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山头主义的温床。

铲除政治骗子生存土壤

2020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一则案例--政治掮客苏洪波案。苏洪波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骗子”,长期游走在官员和不法商人之间,承揽工程项目,攫取巨额利益,在云南官场呼风唤雨多年,违规插手干部任命使用,大搞“圈子文化”“山头主义”。在苏洪波的推波助澜下,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严重破坏党的组织路线,扭曲用人导向,与不法私营企业主沆瀣一气,肆无忌惮聚钱敛财,严重污染和破坏了云南的政治生态,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西柏坡时期在我们党历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重大转折时期,军事斗争从游击战向大兵团作战转变;革命形势从农村包围城市到进城、学会城市工作,进而领导全国转变;我们党也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忠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及财政治理

解放战争时期,在战争的混乱和不确定状况下,中共中央灵活掌握、适时调整财政治理原则,通过召开财经会议确定财政治理方向,通过整合设立财政机构推进财政治理实施,通过发布量化收支标准为财政治理提供抓手,通过建立华北财经学院为财政治理培训人才,通过请示报告制度和《财经简报》为财政治理提供信息,最终实现了联合对敌、赢得战争、统一国家的治理目标。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战争历史中,蕴含着深刻的治理哲学。

打造“合规文化”之刃

文化从来就不是一种软弱的东西,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是激励人心的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企业精神,也可以是潜移默化的价值准则、道德准则以及蕴含其中的人性假设等。文化是一种强大的软实力。但是,文化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也有正向和负向之分。这种文化力量可以是正能量,引领企业目标,驱动事业发展;也可以是负能量,比如企业中的"山头主义""圈子文化"以及在某些企业大行其道的"职场潜规则"。

根治“圈子文化”流弊,需法治立威

背景: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益派咨询,对2018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74.2%的受访者表示身边存在'山头'、'圈子'现象,75.9%的受访者坦言当前社会以'山头'、'圈子'为代表的附庸思维普遍存在。更有47.3%的受访者表示正因'山头'、'圈子'或附庸问题而苦恼,47.2%的受访者认同,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跟对人比个人努力更重要。(3月2日《中国青年报》)

捐款

新任的王镇长要去大柳镇履职。他先向在该镇上班的发小了解单位情况:大柳镇,人事关系复杂,团团伙伙,“山头主义”严重。机关老同志居多,对新来的同志欺生,哪怕你是领导!特别是党政办李主任就是最大的“山大王”。王镇长行伍出身,一身肝胆,偏偏就不信那个邪!王镇长到任第三天,就赶上了扶贫捐款。春节将至,寒冬腊月。该给各村的扶贫爱心超市购置些东西了,特别是过冬的棉衣之类。全县号召干部职工向爱心超市捐款,确保广大贫困户能过一个祥和温暖的春节。

渔需店家,您有“圈子”吗?

玩“圈子”,并不尽是拉帮结派,搞什么山头主义。这里所指的恰恰就是搞农牧渔业生产资料经营活动,面对现实的“圈子”经济、市场氛围、经营模式,巧借“圈子”的自护扩张功能,能够为渔需农资商品更稳妥地走向市场,流入“圈子”内外,服务于农友渔民,恰似一方必不可少的上策良方。

《灵墟》与知识分子的去处

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写过一本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小书,名为《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描述了欧美学术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面临的种种问题,包括知识分子的迷失、学术研究的琐碎化、精英主义的衰落等。如该书副题所揭示,富里迪矢志疾呼的,是“对抗二十一世纪的庸人主义”。如果拿富里迪的书来对照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界,企图从中获得某种启示、规律或照单全收的素材,恐怕难以如愿。因为这里的学术寻租、论文剽窃、师德沦丧、权力霸凌以及山头主义、派系文化等现象,在富里迪的书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描述。遗憾的是,当下无人写出一本《中国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当然,没有这样一本书,不代表知识界没有这样的关切。

西柏坡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西柏坡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全力以赴准备“进京赶考”的关键时期;同时,西柏坡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党纪建设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规范上下级关系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由于我党我军各根据地、各部队长期处于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各地党组织和军事领导机关都保持着较大的自主权,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地方主义”“山头主义”和“独立王国”现象,主要表现为对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的传达与执行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