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悟文势 整体解读——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字词训释的突出特色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是一部在楚辞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楚辞注本,在字词训释上,注重体悟文势,融会全书,整体解读,审全篇以推其句字之义,在整体观照中洞察旧注之疏误,提出许多精审独到、妥帖允当的解读,表现出与前代楚辞注本门径迥异的学术特色。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知人论世探析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是中国古代楚辞学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该书重视知人论世,考辨屈原生平事迹甚详,对屈原作品多数作了编年;探讨屈辞意旨,考论屈辞作时,多发掘作品内证,联系创作背景,权时势以论其书,以史证诗,作知人论世之辨,持论稳健,信而有征。

简论《山带阁注楚辞》

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是清代学者研究屈原诗篇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书共十卷,十二万七千八百七十二字,分《卷首》、正文、《余论》、《说韵》四大部分。《卷首》冠以序文和采摭书目,次以《史记·屈原列传》、唐沈亚之《屈原外传》、《“楚世家”节略》和《考正地图》五幅,以考屈原事迹的本末和涉历的先后。正文只取屈赋作注,《九辩》以下削而不录。其所注即据事迹的年月,道里的远近,以确定作品的写作时地。《余论》或驳正旧注得失,或考证典故异同,或阐明作品内涵。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的篇目选择及其影响

由于注释目的和楚辞文体观的不同,楚辞注本的选目自汉至清也历经了发展变化的过程。明清之际,楚辞研究呈现出向屈原及其作品集中的趋势,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受这种学风的影响,辨析了"二招"归属、《九歌》分章,收录屈原作品《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蒋骥的楚辞选目巩固和推进了上述趋势,对后世楚辞注本的选目以及域外楚辞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意幻设——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屈辞“艺术性”的认识

《楚辞》研究史中,汉代以至宋代,人们大体从屈原之人格与情志角度更多讨论的是屈原其"人"而非其"文"。这一诠释典范至宋代朱熹始变,及晚明清初而转型,借由考究屈辞作品本身语言形式之艺术性以诠评其美感及价值。这个走向所呈现之理论视野、审美意识与批评方法,均甚为可观。《离骚》篇中两次超写实的幻想天界巡游便已明白启示想象是诗的灵魂。两次虚构的神界飞行,直接打通事实(factual)与虚构的(fictional)畦界,同化为一,这自然不是以任何写实的叙写模式所能兼容索解。对此,蒋骥《山带阁注楚辞》能在崇实斥虚的文学思想外,正视屈辞的"虚构"性质与意义,是对屈辞"艺术性"认识的拓深。

招魂曲:《楚辞》注释的抒情向度

依仗诗人的接引,在自我的深处找到深藏其中的形象,这不再是参与他人的诗,而是为了自己而诗化。于是批评家变成了诗人。——乔治·布莱众所周知,经由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阐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已广为人知。这个传统主要是关注中国文学中强烈的抒情特质,这种抒情特质,不只是通贯历史上整个诗言志的脉络,不只是当作文类的标记。其实,士人内在之情志更显示着生命的形态,表现了生命意识。

两千年楚辞学转型路径

两千余年楚辞研究在不断转型中承续嬗变。汉代,自刘安到王逸,围绕屈原及其作品开创了楚辞评论、专书注疏、文献整理等三条路径。魏晋隋唐之时,郭璞、王勉等人承续楚辞注疏的“汉学”传统,曹丕、刘勰等人则开楚辞文学评论新篇章。楚辞文献、注疏训诂、义理之学在宋代再度振兴,晁补之拓展了楚辞研究新领域,洪兴祖集“汉学”校释之大成,朱熹转型义理“宋学”,而吴仁杰则开拓专题研究新空间。明清楚辞学迎来高峰时刻,陈第新创音韵研究,黄文焕将屈辞专论推向深入,王夫之着眼篇章以意分节注释《楚辞》,而蒋骥则将朴学考证推向新进境。至晚清民国,楚辞研究承继两千年传统范式又不断嬗变,最终完成现代转型。

论蒋骥的楚辞学地位

清代《楚辞》研究仅次于《诗经》研究,楚辞学在清代几乎是一门显学。但是,真正开启清代楚辞学研究新领域的学者当数蒋骥。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以以史证诗;树立作品的整体观;突破说经之陋习;考证严密、持论公允的特点,确立了他在楚辞学研究领域的地位。

试论蒋骥在楚辞学研究方面的成就

无论从研究者的人数,还是从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等方面,清代《楚辞》研究仅次于《诗经》研究,楚辞学在清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将楚辞研究推进到一个更加切实、更为理性的领域,真正开启了清代楚辞研究的新领域。

蒋骥楚辞地理研究方法述评

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创造性地绘制了《楚辞地图》,分"楚辞地名的考证""屈原两朝迁谪路线的考证""屈原作品创作时地的考证"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进行楚辞地理的研究。他通过考证楚辞地名确定基点坐标、联结坐标形成屈原放谪路线、根据路线绘制专图,构建出了屈辞的空间世界,从而宏观地把屈原两朝迁谪行踪和屈辞创作时地直观地融合到一个有机的整体中,这种方法在楚辞学史上具有开创性,研究中体现出的兼顾整体局部、宏观微观的思考方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楚辞》语词别释三则

一、盖(盍)为余而造怒。(《九章·抽思》)《抽思》这句中的“造”,注家们历来都认为是动词,并用“作”、“生”之类的词儿来训释。如,朱熹《楚辞集注》:“本无可怒,但以恶我之故为我作怒也。”王夫之《楚辞通释》:“造,作也。”马茂元《楚辞选》、聂石樵《楚辞新注》:“造怒、有意找岔子来生怒。”我认为,这样解释也是行得通的;但联系届原的生平事迹及其其它作品看,如把《抽思》中的这个“造”作形容词“疾”、“急”讲,则显得更妥当些。“造”是可作“疾”、

西南师大版《大学语文》注释刊误

笔者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发现西南师大版《大学语文》注释存在一些问题,今择其明显者若干条,略抒浅见,就正于读者诸君。

《橘颂》确是屈原的绝笔

屈赋二十五篇,到底哪一篇是他的绝笔?今昔学者虽然聚讼纷纭,然主要都集中在《怀沙》与《惜往日》两篇上。大体古代学者多认为是《怀沙》,如贾谊、司马迁、王夫之、林西仲等。当然亦有主《惜往日》与《悲回风》的,如朱熹。而现代学者的大多数,则论定为《惜往日》,如郭沫若、游国恩、聂石樵等。当然也有主《怀沙》的,如胡念贻。但我认为以上两篇虽是近死之音,但还不是最终的绝世之作。真正的绝世之作,是《橘颂》。现陈述于下。

《渔父》发微

一、关于作品的著作权问题宋代以前,人们对《渔父》的著作权从未提出过怀疑。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然明代张京元(《删注楚辞》)以后的注家却有人开始对其著作权问题提出怀疑。他们认为《渔父》非屈原所作,或为宋玉、景差等楚人所为,或为汉人伪作(如清代崔述《考古续说·观书余论》及胡适《读楚辞》和陆侃如等)。马茂元先生主编的《楚辞注释》亦认为“本篇是楚人悼念屈原之作。”

《招魂》,招顷襄王说

《招魂》为屈原所作,欲以《招魂》之辞,寓其志、寄其哀,故司马迁作《屈原传》时,读其辞而悲其志。这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而过了二百多年,到东汉王逸作《楚辞章句》,却将《招魂》归之於宋玉作。於是,关于《招魂》的作者、招者,便产生出许多问题和说法。

襄初屈原迁地为江南说质疑

司马迁为《屈原列传》称怀王世“王怒而疏屈平”,为屈原第一次受逐;于襄初称“顷襄王怒而迁之”,为第二次受迁逐。惟均不详迁在何年,更不详在何地。后之研究屈史者谓怀世迁逐在汉北已成定论,可补史公之阙。至顷襄初年之迁。

武进蒋氏家学与蒋骥学术特色关系考辨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是清代楚辞学的重要成果,与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被誉为清代"鼎足而三"的楚辞研究著作。蒋骥在注本中所展现的重考据、求真求实的学术特色,常常被认为是乾嘉朴学的先声。蒋骥研注楚辞的学术特色的形成,一方面与清初学术风气的大环境相关,一方面又与蒋氏家学传统对其治学风格的培养密不可分。从武进蒋氏医家传统,蒋氏族人的博闻强记、擅文轻举业的天资,蒋氏几代人传承的自立立人的为学态度,蒋氏重视童子业、"共学"家学传统等方面考察蒋骥学术的生成,可以看到武进蒋氏家学对《山带阁注楚辞》学术特色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自投汨罗以死”探源——兼谈屈原墓的位置

《史记·屈原列传》载:“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司马迁这一记述,曾有过争论,如日本人斋腾正谦曾著《屈原投汨罗辨》,就认为屈原的“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等语,不过是一时激愤之言而已。但这实在是弃其源而改其意。因工作的原因,近年来许多游人。

《离骚》作于汩罗辨

《离骚》写于何时何地,分歧颇大。如细细数来,竟可达数十种之多,有的观点相近,有的大同小异,归纳起来,大约可分为四类:一曰作于怀王朝屈原遭谗被疏,罢“左徒”,黜“三间”之后,地点在郢都;二曰怀王朝被放于汉北时所作;三曰作于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来立或初立之时,地点或汉北或郢都;四曰作于顷襄王朝流放江南之后,或流放之初,或流放途中,或流放之末。上述诸说,就时间而言。

屈原放逐三论

屈原因为变法,横遭谗毁,放逐至死,在当时和后世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放逐的前前后后,事多含混不清,今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的看法,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一、屈原以变法惹祸屈原为楚屈瑕之后,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他虽出身巫师,在朝只做到二级官吏左徒,因为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