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林文学的人学意义

传统文艺社会学批评，其价值观念的核心是以社会群体为本位．因而对于体现出世精神的山林文学的评价否定多于肯定。本文借助现代哲学对于人类社会历史深刻反省的理论成果，重新评价中国山林文学，充分肯定其关注人类的生命存在，追求人性的解放与复归，及其反异化的意义。同时，将中国古代山林文学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国当代寻根文学作比较，揭示出它们都以人的生命存在为最高价值，因而最具有人文精神。

台阁与山林:元明之际文坛的主流话语

台阁文学是贯穿于元明两代的创作类型,绝非仅属于明代前期一个历史时段,而且元代的台阁文学自有其特点,与流行于明永乐之后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不尽相同。元代的台阁文学与山林文学是一组并列的概念,一直被文坛所广泛使用,以致最终在元明之际形成一种流行的批评话语,而且与王朝政权更迭、文人身份转化以及南北文化交融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元明易代的文学思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永宣艺术场域与台阁文学书写

明前期永宣时期兴起的台阁体,不仅是诗文概念,还属于书画概念,因而反映出时代整体的审美旨趣。由于院体画和台阁体书法的提倡,台阁文人通过会通诗文、书法和绘画的文艺制作,构建出以书画为载体的山林空间,以区别于庙堂之上的政治空间,他们在休沐闲暇之时畅神适意,恣意享受山林闲适之趣。馆阁文人的书画题咏借用图画比德模式,鸣盛颂美,求得性情之正,实现山林与台阁、个体与家国的和谐统一,改变了宋元以来形成的山林文学书写模式,从而建立了属于有明新王朝的盛世文学。

鲁迅未竟之作《中国文学史》探究

作者根据鲁迅本人的著作、讲演以及鲁迅同许广平、瞿秋白、冯雪峰、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沈兼士、曹聚仁、李小峰、曹靖华、增田涉、刘大杰等的通信、谈话,钧稽考证出鲁迅未竟之作《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计划和主要内容。通过探究,来阐明鲁迅对编写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和方法,可供我们今天编写中国文学史借鉴。

文学革命论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直可谓之革命史。故日,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

诗以山林气为上

中国诗话把诗之气分为两类，一是山林气，二是台阁气，认为“诗以山林气为上”。文章以此立论，详尽地阐述了山林在中国诗歌中的种种表现，并分析了崇尚山林的审美情趣所产生的原因。

陈独秀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陈独秀作为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首先打出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在新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响亮地喊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此揭开了序幕.这场文学革命固然不能与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运动相提并论,但追本溯源。

杨素与廊庙山林兼之的文学范式

两晋之时,郭象哲学中首次提出了廊庙与山林合一的人格模式,此一人格模式在东晋南朝士族中影响深远。隋代权臣杨素不仅具有廊庙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同时,在诗文创作中形成了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兼之的文学范式。初盛唐时代,贵族社会推崇廊庙山林合一的人格结构,但缺少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兼善的诗人。王维是杨素之后廊庙山林文学范式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明中期文坛茶陵派与吴中派关系研究

茶陵派与吴中派有着密切的联系,吴中派在文学上表现出四点地域特征:博学之风、任情之性、尚趣之乐和崇古之情。李东阳与吴中士子交往甚多,不少吴中人士在与茶陵派交往过程中,深受茶陵派诗风的影响,自觉接受了李东阳的诗歌主张,在师法取向、诗歌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共同志趣,而人生追求的相异又使两派各有不同。通过对茶陵派与吴中派异同的研究,探讨两派在文学上的关联度。

《新青年》札记(代主持人语)

一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创刊,《社告》云：＂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新青年》之初衷,在于争取青年,以形成壮阔的声势和久远的力量。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杂志随之北迁。

时代与新文化理想——五四前期陈独秀的文化意识

近代中国历史,是一部抗争与自救、屈辱与觉醒的历史,是先驱者生的奋斗与死的丰碑的历史。外求御敌自存,内图变革复兴,构成了这历史的双重任务。为了解决这双重任务,中国人进行了种种的探索,走过了一段艰难的道路。到了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但是,历史的进程却捉弄了人们:辛亥革命的结局因被满清遗臣袁世凯所窃夺而归于失败,中国人又被挂着的“共和”招牌所蒙骗。“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①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

由“五四”运动谈到文风问题

“五四”运动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伟大革命运动,是一个人民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主要革命精神是提倡科学与民主,要科学,要民主,必然要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必然要求符合科学民主精神的新文化。在伟大的“五四”运动浪潮的冲击下,写规范白话文的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从而促进了现代汉语的最后形成。①“五四”运动对书面语言的影响是巨大的。比如词汇的进一步丰富:汉语词汇吸收了大量的国外的语词、方言词并创造了大量的新词;汉语词法和句法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②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出了“标点法”,《新青年》

《失掉了的孩子》(圣诞节的故事)译后记

本篇作者法朗耍·哥伯(Francois Coppu 1842～1908)巴黎人,为法国高蹈派著名诗人。他生于贫贱,长亦不曾煊赫显达,他的盛名,乃由他的诗歌成就。不过他的诗名,并不怎样喧传于富翁贵人们之口,而是永远不没灭于贫苦人民的脑海之中。本来自来的文学,无非描画皇王的富丽,称颂权力阶级的功德,即有忧伤离丧慷慨流涕一种的文字。

五四知识分子——陈独秀

若谈五四文化,必先读《新青年》,若谈《新青年》,则必先谈陈独秀。陈氏之于五四文化,实在踞一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四,如果仅仅孤立地把它作为一个时间的点来看,共所周知,只不过标示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学生运动的暴发。

“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反传统——以《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论”为例

＂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反传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为什么今天还要提出来并加以讨论呢？因为自晚清以来,到＂五四＂《新青年》直至1980年代,都曾有过＂传统与反传统＂的讨论,并成为了一种话语方式。在《新青年》创办100周年之际,重提这个问题,应以历史态度和辩证眼光,厘清＂五四＂新文化的传统与反传统问题。1990年代以来,当代社会、政治和学术领域出现了呼唤传统文明的文化潮流,＂重建传统＂、＂新国学＂、＂新儒学＂成为显学，重释先秦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代心学和乾嘉小学的价值意义，意在从传统伦理，从风、雅、颂、赋、比、兴的诗性智慧里，重新发现传统的价值，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在回归传统时，却将古代传统的失传栽赃到“五四”头上，否定“五四”传统的革命性意义，将新文化虚无化和妖魔化。

明初文艺制作与台阁文学构建

朱元璋定鼎天下后,组织宋濂等文臣进行了系统的文艺制作:以"文"统摄诗、书、画和琴乐,确立了原道宗经的复古文艺体系;以儒家理论为资源,通过征召和文字狱,生成以诗书画为治国理身之用的文艺解释学。这便制作出符合明初统治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此语境之下,明初的诗人创作纷纷摒弃对山林隐逸之志的抒发,转向歌颂盛世的台阁文学创作,而与元代山林文学相伴随的书画和琴乐,则一跃成为台阁文人观照盛世时运的重要载体,在塑造台阁文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文学革命论”与陈独秀的旧诗创作实践

陈独秀的旧诗创作实践与其"文学革命论"看似矛盾,但其实未必存在真正的价值冲突。对读《文学革命论》和20世纪30年代陈独秀在狱中关于诗歌的谈话,可以发现陈独秀对旧诗的存废问题采取悬置的审慎态度,这就为旧诗留下暧昧的生存空间。"文学革命论"的实质不在于形式与语言的变革,而在于创作主体的精神新生。陈独秀本人创作的旧诗在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灵魂三个层面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变革,在精神气质上指向现代,与他所反对的旧文学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创作在思想艺术上是一流情思的完美结合,也是古典诗歌现代嬗变的重要成果。因此,陈独秀的旧诗创作实践不仅与"文学革命论"并无龃龉,反而是其理论的最佳释证。

元明之际江右文人心态及文学思想--以刘崧为考察中心

元明之际的人生体验及由此生发的文人心态,是塑造刘崧等江右文人文学思想的重要因素。元季战乱时期,他们普遍以"守道自持"的儒者心态蛰居山林,并向往着以礼乐道德为核心的儒者职守。入明后江右文人出仕明廷,但身居庙堂而不忘草野,是山林与庙堂合一的心态之体现。在儒者心态的主导下,刘崧等江右文人涵养出尚雅正的诗文观念。同时,多年的归隐经历、庙堂与山林合一的人格模式亦使江右文人具备一定的隐逸倾向,此倾向虽非其心态之主体,却生发出清丽婉转的诗文审美取向。雅正与清丽并举,显示出元明之际山林文学向台阁文学转换的过渡性特征。

鲁迅论陶渊明

鲁迅对中国文学史上抒响甚远的作家有过许多精辟论析,对陶渊明的研究,便是适例。“用别一种看法”鲁迅根据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将统治阶级的文学分成廊庙文学和山林文学。他说:“中国文学从我看起来,可以分成两大类:(一) 廊庙文学,这就是已经走进主人家中,非帮主人的忙,就帮主人的闲;与这相对的是(二) 山林文学。”(《集外集拾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这是在中国文学史论中对纷繁如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