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山水游宦与精神家园的内在建构

儒家的伦理中心和家国同构使士人仕宦游走于家国之间,山水之游成为体验生命漂泊与渴求安顿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宋人的山水游宦意在兼融两者的精神指向,以主体精神的挺立向外追询国的价值,践履职责承当道义;以山水之游的审美体验实现对生命存在状态的诗意转换,情理交融的心灵境界即构成家园感和价值归宿,成就出诗意栖居的"文化的人"。家园感的追询是虚灵的心理体验,借山水得以物象化、情境化地呈现,从而消解家园失落的悲剧意识,对它的追寻过程本身即构成精神家园的意义。

山水游宦视域下宋人“金山题咏”的文化意蕴

因与文学创作建立起稳固的生命联系,士人游宦中的集中地域往往成为饱含丰富文化信息的文学地标,宋代丰富多彩的金山题咏诗歌就是"文学地理学"的绝佳体现。金山有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人文蕴涵,宋人游宦往来于金山,诗歌题咏中充满了命运类似的宦游之思,在壮观山水的赏悟中突出了不同于唐人的精神张势,也展现出追询精神家园的心理流程和心安为家的化遣思路。

论苏轼早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勇儒人格

宋人的山水游宦意味着兼顾融通济世弘道的责任与生命超越的祈想,在山水中灌注着追索人生意义的哲思理趣。苏轼一生山水游宦中的山水诗心与其人格构建是印证相通的,早年签判凤翔与通判杭州期间的山水之游,主要呈现出的是志道经世、迈往无前的勇儒人格。经由山水审美的禅思理悟和极富人文精神的智性体验,山水诗心对传统的勇儒人格施以补救、纠偏和整合,变兼济独善的政治人格的偏废分裂为冲夷平淡、理智内省的文化人格的中正圆融。这正是苏轼于山水游宦的生命实践中反思个体价值、建构理想人格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