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协同旅游发展新模式--以广西北部湾为例

探究旅游发展新模式对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景区间同质化竞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湾地区为例,通过"山海协同"的发展模式变同质竞争为异质协作,用以提升区域旅游整体竞争力。本研究以旅游统计数据、基础地理空间数据和网络游记文本为数据源,运用空间分析和文本挖掘的方法,描述高等级景区的空间核密度、交通可达性及旅游空间网络,并从山、海两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交通衔接、路线产品及市场需求层面进行剖析。结果表明:(1)北部湾地区山、海特征的高等级旅游资源丰富,核密度最高的地区为0.03~0.04个/km^2;(2)各景区之间的平均通达时长为3.79 h,总体可达性呈现由中东部向西南部递减的趋势;(3)2018年山、海之间旅游流量较大,整体网络密度为0.67。研究反映了山海线路组合交通基础条件良好、市场需求强烈,从目的地宣传、景区联动、规划布局等角度进一步提升山海协作机制,该机制可为我国西南山区旅游发展提供新模式和新思路。

“山海协作”:一项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安排

始于福建、成于浙江、拓展于全国的“山海协作”制度形成于我国解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历史实践中,经历了地方政策探索、区域整体落地、全国制度化建设三个阶段,具有目标导向明确、政策衔接紧密和措施体系完备的特征。“山海协作”制度有别于西方协作型运行逻辑,在制度目标嵌入、制度内容共生、多元主体凝聚等机制运行中形成了融合型的实践逻辑,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市场机制下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展现出制度韧性和发展活力。未来“山海协作”制度还需因地因时进行制度创新,关注山海地位演进和数智时代需求,加快学理研究。

“飞地互飞”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来自浙江丽水深化山海协作发展“飞地经济”的经验

浙江丽水“飞地互飞”是在全省深化实施山海协作工程重大背景下,基于“飞地经济”理论和“正向飞地”“逆向飞地”实践基础上探索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该模式探索呈现出“刚性逆飞”到“加强逆飞”再到构建横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新互飞”的历史发展脉络。这一实践经验,有其发生的行动逻辑,体现出政府刚性与市场柔性的相机抉择,并取得了通过要素资源的“异地”“在地”双向流动和跳跃式“转移-输送-集聚”来增强区域发展新动能的初步成效。在当前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背景下,该模式可为全省26个山区县加快发展山海协作“飞地”建设的管理机制创新、横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构建等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山海协作背景下的甬舟两地体育产业布局与优化路径研究

以加强浙江省内“山海协作”区域协同发展为指导思想,在充分调研宁波和舟山两地的历史渊源、产业协作逻辑基础和体育产业协作工程现状与特征的基础上,立足体育产业的“空间布局与业态布局”,以产业集群与集聚、区域产业合作以及区域经济增长为研究基点,可分析甬舟两地协作工程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析产业集聚程度和集聚效应,推导出更为合理的优化路径,进而为体育产业布局优化、体育产业的规模扩充与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内外平台联动发展下的山海协作模式研究——以浙江省山区县为例

山海协作“飞地”和特色生态产业平台是浙江省山区县贯彻落实“八八战略”、深化山海协作工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对于山区县集聚高端生产要素、加快优质项目落地、优化生产力布局具有重要意义。聚焦山区县发展,本文重点剖析总结了县域外部山海协作“飞地”和县域内部特色生态产业平台间联动发展的经验做法和协作模式,并提出下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省内山区县乃至国内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参考。

着力提升宁波-衢州山海协作质效

山海协作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为加快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八八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自2015年12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山海协作工程的实施意见》以来,宁波、衢州互访交流频繁,先后签订《宁波市人民政府衢州市人民政府深化新时代山海协作战略合作协议》《衢甬两地旅游合作协议》《工会疗休养合作协议》等政策文件,合作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合作成效明显。

国外欠发达地区开发的经验及对福建山海协作的启示

分析了福建省山海协作的必要性,比较分析了国外扶持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得出福建应采取完善相关法规,灵活多样的援助方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以教育和科技促开发等措施来促进山海协作发展的启示。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山海协作”模式的发展历程与演进逻辑——基于闽浙两省实践的考察

“山海协作”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实践。“山海协作”模式孕育于福建省的区域协调发展探索,确立于浙江省对区域协调发展贡献的浙江经验,发展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中国实践。“山海协作”模式的闽浙实践,对于新时代解决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通过梳理“山海协作”模式的发展历程,发现其包括孕育阶段(1986-2001年)、确立阶段(2001-2012年)以及发展阶段(2012年以来)。“山海协作”演进逻辑包括:在实施目标上,从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在实施方式上,从示范带动、行政引导为主到行政与市场双向互动;在实施路径上,从政府资源导入、企业资源优化配置到全社会共同参与。

对福建省“山海协作”的若干思考

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就非常重视山海协作,山海联动发展,出台很多促进协作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山区与沿海区域经济协作实践中,还存在产业协作深度不够、领域不宽、不能充分利用双方优势等问题。要推进福建省山海协作,政府应当创造山海协作的必要条件、建立有效的山海协作机制,搭建山海协作平台,重点抓住山海之间产业承接与转移,尊重市场规律,引导企业投资、劳动力转移、科技合作等,实现山海联动、协调发展。

深化山海协作助推浙江山区县高质量发展研究:“三链”融合的视角

加快浙江省欠发达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是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重点和难点,深化山海协作将推动山区县融入浙江省全省经济发展的分工合作中,助推山区县高质量发展。文章分析了浙江山区县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困境和机遇,阐释了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提升价值链的发展思路,从“三链”融合视角,提出构建稳定型山海协作主体关系、多措并举壮大协作产业链、围绕产业链培育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价值链以及完善协作机制等深化山海协作的建议。

科技创新与山海协作协同发展评价--以闽东北、闽西南协同发展区为例

分析科技创新和山海协作协同发展机理,构建科技创新和山海协作协同发展指标体系,运用协同发展模型测算2011年到2020年闽东北、闽西南协同发展区科技创新和山海协作的协同关系和协同发展度。将两大系统的协同关系分为4个阶段,协同发展度分为5个阶段。提出科技创新与山海协作应当相辅相成,通过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和区域联动作用实现共同发展。

闽东北闽西南协同发展区山海协作“飞地”研究

从闽东北闽西南协同发展区区域协同的角度出发,建立山海协作“飞地”机制指标体系,分析两大协同发展区的空间特征和空间自相关关系,并构建山海协作的“飞地”机制。研究发现,两大协同发展区各地市货运能力空间密度、产业空间密度总体呈现出上升的发展状态,但人力资源空间密度并没有呈整体上升趋势;从全局上看,两大协同发展区的交通网络的空间密度呈现出明显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从局部上看,“高—高”集聚主要发生在福州和厦门,其他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同的集聚状态;“飞地”机制的构建包括空间协作和产业调整,打造经济增长极,形成开放式空间结构、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研究结果表明,两大协同发展区空间协同虽然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从局部来看,“高—高”集聚仅发生在东部沿海地区,“飞地”机制的核心在于发挥福州都市区和厦漳泉同城化区域的辐射带动和区域联动,形成山海协作。

合作共赢是福建区域发展的理性选择——从“山海协作”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

从"山海协作"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福建区域发展战略选择的重大转变。加快山区经济的发展,是福建未来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项紧迫任务,实施"山海协作"是一条重要途径。"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则从更广阔的空间考虑生产力布局问题,成为福建区域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

山海协作模式的区域创新体系研究

本文从区域创新理论的角度对浙江省"山海协作"模式以及对具体案例"宁波—衢州"模式的分析,引发如何建立区域创新体系、如何发挥山海模式对发展西部的作用以及对招商工作的思考。

山海协作的浙江经验

在中国,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明显的特征。这种不平衡同样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省份的内部发展中,发达的浙江省也不例外。当地政府在大力推进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高度关注内陆山区、海岛等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

统筹山海协作省际合作共推山区发展

浙江山区发展要在深化、创新山海协作、省际合作，以及推进两者融合中，寻找发展新动力、新方向，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浙江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处全国领先，但山区因区位交通、自然地貌等差异，发展总体上相对滞后，山海协作已成为深化区域协调的重要途径。浙江经济开放度高，可通过省际合作来构建浙江山区承接和辐射产业转移的“双跳板”。结合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验区两大国家战略举措，统筹山海协作和省际合作，共建浙江经济大腹地，应成为新时期浙江山区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路径。

聚力新型城市化与山海协作 建设协调发展“重要窗口”

坚持勇立潮头、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地根据新形势、新要求,加强新的探索尝试,高质量建设协调发展"重要窗口"浙江是我国城乡协调、区域协调水平最高的省份,根本在于坚持将新型城市化、山海协作分别作为城乡协调、区域协调的战略抓手,久久为功,不断探索出一批富有浙江特色的做法经验,形成了一批值得推广复制的体制机制。新时期,浙江需要与时俱进加强改革创新,建设协调发展"重要窗口"。

山海协作工程与地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协同模式研究--以浙江丽水为例

指出了以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发展差距为目标的山海协作工程,是浙江省对“山”、“海”资源跨区域共建共享的整体布局。这种针对社会需求进行的项目建设平台,对促进地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技产品、社会服务、规划指南等提供了资源与效率。以丽水为例对山海协作工程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的协同发展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政策资源与人才资源的协同运用、培育地方高校科研成果转化生态圈等对策建议。

浙江山海协作二十年省级政策关注点演变研究

20年来,浙江“山海协作”政策的内涵不断丰富、层次不断延伸,成为推动浙江欠发达地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山海协作工程是“八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有力推动了山海协作工程成为浙江欠发达地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