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沙尔镇刘琦山神信仰的考察与分析

刘琦山神是清代中后期以后湟中县鲁沙尔镇藏、汉、蒙等族人民共同信奉的神灵之一。这一崇拜是在鲁沙尔镇塔尔寺日益成为佛教圣地的过程中,该地多民族化的过程中形成的。通过该地区多民族对刘琦山神信仰的描述,研究山神崇拜中的民族文化融合,有助于理解一位汉族人物如何在藏传佛教影响巨大的塔尔寺生根并获得快速发展的缘由。

植物、动物、人与山神:嘉绒藏族山神信仰的本土知识体系——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

山神信仰是嘉绒藏族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系统研究了嘉绒藏族关于山神与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本土知识体系,指出其特点是人、植物、动物共居于山神怀抱,山神在这一组关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人则按照山神的喜好和自己的需求来对待植物和动物。

多拉仁姆山的人与神——祁连山西北缘东纳藏人的山神信仰

西藏文化中的山神可概括为是以山为地标的具有固定信仰和祭祀圈的祖籍地域保护神。藏语称为＂域拉希达＂（yul lha,gzhi bdag）。它是广大藏区（无论是游牧区、半农半牧区、农区,还是城镇）＂第巴＂（sde ba,村落）、＂措哇＂（tsho ba,部落）等地域社会的标志和象征。藏人＂域拉希达＂系统的分层和类型具有与社会同构的特点。＂集桑＂（spyi bsang,公桑或公祭）山神是藏区社会最为普遍和重要的一种民间宗教活动和集体表象。本文的考察对象是多拉仁姆（祁连山）西北缘的东纳（mdung nag）藏人和他们的山神信仰。东纳藏人近年来新建的山神祭坛及其相关公祭活动,虽然没有充分继承典型的吐蕃神山文化祭祀的传统,但却成为他们复活共同历史记忆和强化社会认同的重要平台,可称得上是＂创造传统＂或对传统的再创造。它不仅对祁丰乡村社会的整合产生积极作用,而且对嘉样贡巴（文殊寺）地区以及周边裕固族（sha ra yu gur）、霍尔（hor,蒙古尔或土人、土族）、蒙古族及部分汉族等藏传佛教信众起了整合作用。尤其对东纳藏人这种现在通用汉姓汉名和汉语,从地理、文化上远离其母体文化中心和民族政策优惠等资源的边缘弱势群体而言,他们的祁连山原住民和藏民族身份与他们对山神的信仰和祭祀有一种不断趋于强化的态势。这对我们了解当今中国民族、宗教以及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值得深思的一些问题。看来民族语言和传统宗教信仰的弱化与民族认同及＂民族意识＂的弱化不一定有必然的对应关系。

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布依族山神信仰习俗

布依族山神信仰习俗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绝大多数布依族村寨都存在山神信仰。布依族山神信仰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信仰文化系统,有一套较为严格的祭祀礼仪,是一种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原始自然崇拜。

木雕山神像与山神信仰——对洛阳民俗博物馆所藏明清时期木雕山神像的考察

洛阳民俗博物馆所收藏的十几件明清时期的木雕山神像深受源远流长的山神信仰传统的影响,同时也离不开晋南地区特殊地理和人文环境的孕育。这些木雕山神像表现出鲜明的民俗化、民间性的特征,是研究山神信仰的宝贵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民俗价值。

中韩山神信仰比较研究——以宋丽时期为中心

山神信仰在古代统治阶级及民间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宋朝和高丽都恰处两国文明日趋成熟的时期,通过共时的方法,对比两国山神信仰不难发现,山神信仰都己根植于其国家和人民的心里。从农业上对山神的依赖、政治上需要山神的守护及军事上需要山神的阴助等方面,都体现了两国对山神浓浓的崇拜及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为此,本文将对比中韩山神信仰,以求探索中韩传统信仰,加深对中韩文化渊源的理解,扩展对东亚地区传统文化特征的认识。

拉祜族的山神信仰——一个拉祜族村落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山神信仰是拉祜族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田野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山神信仰的特点以及山神祭祀的背景,探讨山神祭祀的变迁及衰落的原因。

永仁彝族的山神信仰——以永仁县迤帕拉村为例

永仁县是楚雄州北部的一个彝族山区县,永仁彝族以原始宗教信仰为主,山神信仰是原始宗教的一个重要内容。迤帕拉村是永仁一个典型的彝族村寨,该村彝族的山神信仰就是永仁彝族山神信仰的一个缩影。本文从村寨山神信仰、家族山神信仰、祖坟山神信仰三个层次研究迤帕拉村彝族的山神信仰。研究表明,迤帕拉村彝族的山神信仰反映了当地彝族人祈祷清吉平安,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的淳朴愿望。这种山神祭祀活动有利于增强家庭、家族、村寨的凝聚力,体现了彝族人"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藏族山神信仰溯源

日征月迈,人们对山神(mountain deity)和神山(sacred mountain)的信仰历久传承,在世界各种宗教中占有非同寻常的地位.远古藏族人所创作的神话故事中记载万物的起源皆是由四种不生不灭的"土、火、水、风"原始的物质组成,其中,"土"元素即是随处可见的自然山体,拥有着源源不断的能量,象征着超自然的存在及永恒.它是神的家园乐土,是氏族祖先以及英雄亡灵的最终归宿.源远流长的山神文化深深影响着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藏族人民.

环叙事:沙村疯癫故事中的山神信仰与非疾痛经验

文章结合民族志与现象学方法,通过对沙村疯癫故事的还原呈现其围绕山神信仰展开的疾痛叙事环,从经验和逻辑层面解析环叙事所蕴含的非疾痛经验,并得出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凯博文关于“躯体化”的疾痛叙事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人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有着大量非“躯体化”疾痛叙事;其次,凯博文所关注的疾痛叙事侧重于以身体为中心的个体叙事,并没有将以人的社会性和代际性为中心的群体叙事和整体叙事标识出来,而沙村的疯癫环叙事则将个体、群体和整体叙事组织成一个层次分明的闭合环;最后,凯博文由于没有甄别出精神障碍患者有别于其他慢性病患者的失忆性,忽略了对与其相关的失忆结构、日常化、叙事环等重要非疾痛经验的考察,它们对于维持精神障碍患者的正常生活意义重大。

山神信仰:社会结合的地域性纽带——以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为例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宝兴县硗碛藏族乡的田野调查,揭示了硗碛山神的总体特征,总结了硗碛山神信仰的地域性特点,指出祭祀山神的仪式,即祭山会在当地社会结合中发挥着地域性纽带的重要作用。

石敢当与山神信仰

石敢当作为原始山神信仰的物化遗存,以山、石的自然崇拜为基础,以巷陌、桥道、家宅的镇辟为功能,以安居、太平、福康、昌盛为追求,以防范、禳拒、驱除、护卫为手段,以材质、文字、图像、符号为象征,表现山神信仰的风俗应用。它既有原始的质朴气息,带有神话哲学的逻辑,又借助文字、图像、符号等文明成果和艺术创造,成为内蕴幽深、形式驳杂的民间镇物。

同仁县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与村落民俗的民族志分析

神灵信仰和仪式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特质,也构成了社会形貌的象征展示方式。精神世界的神灵存在是现实世界中仪式举行的观念依据,祈求护佑的功利性意愿使得作为村落守护神的外来神并没有受到客观上的排斥,即便是既有的历史文化的冲突也被主观上包容或消解。本文通过对年都乎村村落山神信仰与村落民俗的民族志分析,探讨村落信仰与仪式、民俗空间与村落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

神怪小说中的山神故事与山神信仰

神怪小说中山神故事的发展演变与山神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对神怪小说中山神的产生途径、山神的地位和职能等问题的考察,可以借此了解小说与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长白山山神信仰的多元性与俗世性

长白山山神信仰是东北山神信仰中较为特殊的民间信仰形式,历史上曾出现过官方保护神、老虎、白衣观音、老把头等四种不同的象征。本文通过分析四种象征存在的民族、政治、生态等因素,比较东北乃至关内其他山神信仰,认为长白山山神信仰具有多元性特征。从社会功能角度来看,历史上的长白山山神体现了一种民众的信仰空间,带有民间巫术的色彩,是一种民众生存技术的展现,是长白山山神信仰俗世性特征的体现,这也是真正使长白山山神信仰得以发展,并且富于活力的根本原因。

日本“山神信仰”中的民族与国家“记忆”

“记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受到广泛关注。从“记忆论”的视角切入可以发现,在“山神信仰”这一统合的名称中含了日本的国家记忆和民俗记忆,在民俗记忆中又包含了农民和山民的记忆。在民俗记忆中,“山神信仰”记栽了农民和山民的生活生产方式,是对历史的间接记栽;在国家记忆中,“山神信仰”通过想象的空间将民族统合于国家之下,其手段是将民俗记忆中的“山神”拉入国家记忆中,并赋予其崭新的意义,在忘却中不断建构新的记忆。

多元与共荣:热贡隆务河流域"蔡孜德裕"人之山神信仰研究

人类学家布朗在论述宗教与社会的关系时指出:"社会人类学的宗教研究就是要把那些大量的宗教和宗教崇拜与它们各自的社会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如果不把宗教放到它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中考察,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宗教."③热贡"蔡孜德裕"多元的民间信仰也只能从大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空间中才能得以诠释.

魏晋南北朝山岳信仰与道教文化

魏晋南北朝民间山岳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不仅山神信仰与道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民间的灵山崇拜也融入了许多道教服食养生、神仙文化的内容。另一方面,从早期道教神灵信仰、炼制丹药、法术等方面也可看出其对民间山岳信仰的吸收和发挥。

山神与神山信仰:从地域性到世界性——“南亚与东南亚山神:地域、文化和影响”研究综述

山神是与信仰、宗教认同和人文地理密切相连的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标识。本文结合"南亚与东南亚山神:地域、文化和影响"研究现状为中心,综述世界宗教视野下的山神和神山,以及山神信仰与地域社会、宗教地理、生态环境保护、国民幸福总值、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