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时间叙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建设的迅速开展,当代工业题材文学应运而生。山西“十七年”文学不仅局限于农村题材,大量描写生产建设的工业题材文学也有一席之地。山西“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时间叙述并不是与社会无关的自然事实,它以特定的方式想象着工业生产图景,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时间叙述类型”,凝聚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讲话》与“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叙事策略——以舒群《这一代人》为例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舒群等“十七年”东北作家积极探索国家意志与主体意识的融合,整合时代力量与自我经验,进行艺术构思改造与知识分子话语重置。作家依从现实真实展开对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场景的典型塑造,借由时间的线性发展与循环进步完成对工业发展历程的贯通式呈现,并通过深层情感诠释构画蕴蓄深厚爱国情感与集体精神的社会主义工业景观。一个时代的工业战线图景与一代人的集体建设道路,经由舒群“这一代人”的集体性想象与策略性表达,得到了丰富而鲜活的再现。“十七年”东北工业叙事也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讲述故事的“这一代人”与故事讲述的“这一代人”的深刻联结。在舒群这一代作家与一代工业建设者的同声共鸣下,“十七年”东北工业叙事就本质而言成为一种内嵌于工人集体且外显知识分子作家主体经验,融通集体与自我,勾连历史与现实,凝聚国家意志与集体共识的策略书写与话语表达。

课程思政视域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思考——以“十七年”时期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在课程思政视域下,中国当代文学的课堂教学改革具有重要意义。该课程具有鲜活的时代性,教学内容具有迷人的魅力,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与“中国故事”高度契合,在课程思政方面颇具优势,但同时也面临着某些教学改革的困惑。本文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特点出发,结合“十七年”时期的战争题材小说,分别从修订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完善考核方式,创新教学手段等方面具体探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以期切实提高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思政教学的实效。

“难以被建构的城市”——论城市题材在“十七年小说”中的“困境”

“十七年小说”中,城市题材作品远没有达到如“革命历史小说”、农村题材小说那样代表作家众多、经典之作频出的高度。造成这一文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学传统上来说,现代文学时期城市题材小说数量有限,而且多表现的是对城市的批判,故没有形成可供“十七年小说”借鉴的资源。从现实层面上来说,随着建国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城市的确立,对城市的书写逐渐从都市生活转向工业生产,但这却与当代作家的写作经验产生了“错位”。此外,农村题材较城市题材更容易实现当代文学对“革命的现代性”的追求,这无疑让城市题材在“十七年小说”题材选择过程中处于了劣势。

“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创作模式研究

"十七年"东北工业题材小说集中于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工人阶级恢复和建设现代工业、被解放的工人在新社会政治与经济地位以及精神面貌上发生巨大变化的宏大叙事;从各方面多层次地反映了当时这一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在党的领导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广阔的社会历史变迁,并从工业领域的角度对这一变迁做了艺术的再现、描摹与想象,旨在表现在党的领导下工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工人们忘我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功绩。在这一主题创作活动中,东北工业题材小说显示出独有的创作模式: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作家倾向于塑造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的二元对立,在正面人物战胜反面人物的冲突与斗争中,反映社会的变迁和对于新社会、新兴社会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肯定赞赏,形成了固定人物形象创作模式;在叙事方面,小说凸显出"受难—拯救—新生"、"犯错—帮助—改进"、"出现混乱—下派干部—问题解决"等三种情节模式。这些创作模式集中体现了延安文艺传统对东北工业题材小说的原则规范。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评价问题与反思

当下已在学界成为常识的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成就不高",是一种自20世纪8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开始建构的观念。其成就不高,从创作层面上看,是由于工业题材小说与工业生产间的互动决定了其"生产劳动"为中心的创作模式,狭窄化了作家的创作空间;从接受维度看,是由于工业题材小说关于人性和经济的基本假设与构建当今社会秩序的主流经济文化相悖,造成了文本内真实性的破溃。放在世界文学中看待,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关联的存在,它呈现了一种迥异的经济想象,是特殊时期遗留下来的文学标本。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

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工业建设开始引起中国当代作家的关注。表现工业生活、塑造工人形象成为时代赋予作家的重要使命,炼钢的内容大面积进入文学,形成了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分析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钢铁意象,可以发现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特质,可以窥探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纠缠关系以及某种隐形的政治文化审美结构。

“一个主题三种模式”——论苏联工业题材小说对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范式作用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苏联工业题材小说为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可资模仿和借鉴的样本。概括说来,前者对后者的范式作用主要体现在主题思想和叙事模式上:苏联工业题材小说以"劳动"为主题,集中表现人们在社会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发展与进步,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承袭了这一基本主题;而苏联工业题材小说的三种典型叙事模式("外来者领导"模式、"两方斗争"模式和"生产生活中心"模式)亦为十七年中国工业题材小说作家所仿效,成为中国当代工业题材小说十分常见的行文结构。

中国当代文学中红色基因的赓续——以“十七年”战争题材小说为例

中国当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红色基因,并以生动的文学艺术形式赓续着。以“十七年”革命战争题材小说为例,蕴含其中的三大红色基因分别是“坚定的理想信念”“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正确的群众路线”,其赓续红色基因的三种主要艺术形式分别是以鲜活的英雄形象承载红色基因、以典型环境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营造氛围、以情感共鸣助推红色基因的传承。中国当代文学应该在高校课程思政改革中做好红色基因的传承者和实践者,高校应该充分发挥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优势,扎实做好红色基因的赓续,让红色基因的赓续成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有效渠道。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社会主义工业空间叙述

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空间叙述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工业空间的客观呈现,而是一种想象与象征,作家总是赋予空间以意识形态、审美、情感等因素。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工业空间是一种想象性空间。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中的空间叙述,包含了人们工业化概念的方式,隐含了社会主义与工业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表征了一种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产生。

新中国工业化道路与十七年工业题材小说——以中苏关系为考察背景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革”爆发的十七年期间，中苏关系经历了亲如兄弟、嫌隙滋生、矛盾激化、公开论战、交恶反目、分道扬镳的曲折起伏的历程。中苏关系的演变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以苏联为师”、“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等口号下，中国全方位地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并将重点放在经济领域，仿效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制定并实施了以重工业发展为核心的“一五”计划。

“民间信仰”与诗化乡村——论“土改”和“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民俗审美

“解放前后”时期是中国前途和命运大转折的一个特殊时期，国共两党的政权博弈与随之延续下来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时局剧变的轨迹反映在文学创作上，也自然呈现出光明与黑暗、进步与落后、变革与保守等相互对立的现实状况及其艺术反映。此时“民间信仰”的文学叙事以及“民间”文化形态的沉浮，使得这一特殊历史阶段“土改”和“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民俗审美呈现出独特的意味和取向。

论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

十七年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裂隙,如果简单地以"不真实"概而括之,将对十七年文学的生态环境,以及作家、读者等群体的精神状况造成深度的遮蔽。立足于十七年文学复杂的政治文化场域,结合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回到历史现场的方式,来探讨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的真实性问题,可以见出有三种层面的真实性表现形态,即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和被教化的真实。话语建构层面的真实,是指部分作家尽管亲眼目睹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给农民造成的利益损害,以及农民和农村党员干部对运动的反感、抵触,但却不会因此而否定运动本身。相反,他们会运用所学的思想理论来理解现实生活,在小说中以反映历史本质真实的姿态去反驳、抵制现实的真实;未经教化的真实主要是在大量的社会学史料中得到呈现,在十七年作家的笔下只有微妙曲折的表达。作为代表人物的赵树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的不合作心理及其困苦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他的小说因此成为表达微妙意味的复杂文本,有限地传达出了农村现实的真实信息;被教化的真实,则体现在政治运动对于农民、农村党员干部以及作家、读者的宣传教育和鼓励/惩罚的机制中,个人的想法往往是被赋予、被引领的结果,其表现形态极为复杂。

“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自我解构

"十七年"的东北工业小说记录了那个时代工人对新生活、新环境、新身份掩饰不住的喜悦与感激,以及由此演化而来的激情与力量,塑造了置身新型社会隶属关系的工人群像,同时也映现出政治化潜在规范下的集体无意识言说和非科学、非理性行为,显示出某种强烈的意图性。当作者在文本中镶嵌意指以套用生活时,这些镶嵌进去的理念由于其抽象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与旨在造成小说真实性的文本组织发生矛盾,从而导致小说呈现出一种自我矛盾或缺乏真实性的状况,造成文本的自我解构。正是"十七年"东北工业小说的强烈意图性与艺术规律的碰撞从内部瓦解了这一文艺模式。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十七年”小说的叙事伦理——以农村题材小说为考察对象

"十七年"小说有其自身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叙事伦理。它所面对的是一个大变化的时代,生活在变,生活背后的观念与伦理也在变。这一时期小说的叙事伦理大多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大叙事的方式为一种新生活的出现辩护,它的基本目标是为实现社会改造而助力。为服从于这一大目标,它自然会删除一些不合乎时代要求的观点和情愫。但是,再坚固统一的时代,一旦落实到个体生活和文学叙事中,都会有另类可能性存在,这种历史多元复杂性显然更值得研究。

工业题材与国家工业化的想象——对十七年上海文学的一种考察

在十七年中国文学的城市现代性表述中,各种与国家工业化无关的城市生活形态都被排除掉,而只是突出国家工业化逻辑,工业题材作品被巨量生产出来。此类作品以想象的方式表述了工业逻辑与国家公共性和伦理原则结合,对日常生活、人的属性的全面控制,表现出极端的大工业现代性编码。

改造与成长:“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书写规约

在工农兵形象成为文坛主角的"十七年"文学语境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为了获得合法的生存空间,建立了自己的书写规约———"改造与成长"的模式。书写规约建立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获得"资格认证"、从而被准入的过程。但是,这一书写规约并没有使该题材小说免于被批判,因为,规约的表象之下蕴含着诸多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风俗描写

十七年始，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中不乏乡土风俗、风情的描写，但由风俗、风情描绘所烛照的人性、人情内涵，由风俗、风情刻画所暗含的思想启蒙、文化批判与精神争斗却日趋式微，在对风俗描写或利用、或改造、或批判等等不同方式的文艺运作中，风俗、风情描绘逐渐成为了一张张农村政策的宣传画与意识形态宣讲图。

“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价值与意义

人们曾对"十七年"文学的创作成就给予了比较多的批评与否定,但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在文学史上仍然有着他们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农村题材的小说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贡献出了赵树理、孙犁、周立波、柳青和《三里湾》、《铁木前传》、《山乡巨变》、《创业史》等经典作家作品,以及"山药蛋派"、"荷花淀派"、"茶子花派"等当代文坛上仅有的几个文学流派,在表现当时农村生活状况和农民精神面貌的同时,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农民形象,在民风民俗描写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也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和文学评论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