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田松阴对山鹿素行武士道论的重新解释——以学问方法和职分论为中心

吉田松阴是日本近代化启动时期倒幕派先驱,他自幼继承的家学是山鹿素行所创立的山鹿流兵学。本文以山鹿流兵学的核心内容武士道论为中心,分析松阴对素行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阐明松阴在学问方法上继承了素行的实用主义,但在理性思考上有很大倒退;在伦理思想上坚持了素行所提示的基本原理,并适应时代需要积极尝试重新解释。

论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中关于“华夷思想”的谬误

在日本学术思想史上,有诸多关于国家主体的论争,其中一个重要论辩主题就是"夷夏之辨"(即"华夷之辨")。日本德川时代的一些学者对"夷夏"问题十分敏感,其中古学派的山鹿素行意图否定"中华"或"中国"之称专属汉土,认为日本亦是"中华",即为"中国"。其著作《中朝事实》1是一本典型的相关"日本型华夷思想"的著作。在该书中素行欲从"皇统论、水土论、武威论"等角度证明日本乃高于"外朝"中国的文明之国。但素行并非完全否认传统儒家价值观下的华夷观念,从这点上来讲,《中朝事实》中似乎有着两种华夷观念的交融。本文试通过这种观念交融来探究《中朝事实》的特色,并揭示素行在解读中国式华夷思想时所产生的思想谬误。

再探日本江户时期的武士道——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追溯武士发展的历史,着重就山鹿素行士道论与《叶隐》武士道论的不同点作进一步的比较和剖析,从武士道思想的精神本质入手,对二者加以比较,明确了山鹿素行士道论对儒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从而在整体上把握江户时期武士道发展的脉络及其精神本质。

“逆转”与不同中的新旧武士道论——以山鹿素行士道论和《叶隐》武士道论为中心

近世期间代表新武士道论的山鹿素行(1622年—1685年)士道论和旧武士道论的《叶隐》(1716年)武士道论相继登场。就产生的时间顺序来看,两者存在前后"逆转"的现象。尽管它们都属于近世武士道论的范畴,但通过比较后却存在各自不同的特质。基于新旧武士道论的"逆转"现象和不同特质,可以把近世武士道论的发展看成是由一个稳定的外壳和不断变化的内核组成的构造。通过分析这种壳与核的构造可以更好地理解日本近世的武士道论。

东亚政治文明思辨中的古学之兴——朱舜水、山鹿素行、荻生徂徕

17世纪在日本出现的儒学新学派古学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孤立的本土自生的。这不但有悖历史真实,更有走向建构狭隘地域民族主义之危。通过对原始文献的交叉求证可以发现,在明末事古学办昌古社、后成为德川幕府水户藩主德川光国宾师的朱舜水对日本古学创始人山鹿素行与荻生徂徕从宋儒转向古学有重大影响。山鹿素行与舜水有密切的交往,在古学方面的主张与舜水雷同。荻生徂徕转向儒学,则受到朱舜水的著述、伊藤仁斋的启发、仁斋门生及舜水门生的影响。

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从“天命”到“民本”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朱子学方兴未艾,但以山鹿素行为首的古学派却已经展开了对朱子学的批判,主张回归原始儒学的思想。一般意义而言,儒学主要是指孔孟之道,即孔子、孟子的思想,但山鹿素行古学所提倡的是回归到周公、孔子的思想。基于对山鹿素行古学与孟子思想间关联的探讨以及对日本国文学研究资料馆“山鹿积德堂文库”所藏平户山鹿家的清本资料、岩波书店版《山鹿素行全集》(全十五卷)、山鹿素行先生全集刊行会版《四书句读大全》的整理,可知孟子思想是山鹿素行古学的重要构成。特别是从“天命”到“民本”的论述,不仅体现了山鹿素行的古学与孟子思想间的关联,还反映了日本江户时代儒学逐渐日本化的特征。

山鹿素行生平简述及其儒学思想初探

自古以来，日本就输入和模仿中国文化。在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达到烂熟期的江户时代，愈来愈多的学者认识到本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性。本文试通过对江户时代的代表性学者山鹿素行的一生做一简述，并对其思想略作研究，展示中华文化的独尊地位逐渐被日本文化所赶上的过程。

武士道的另一个世界——山鹿素行士道论

日本的武士道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突破了"下尅上"的藩篱,形成了一个新的武士道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山鹿素行士道论。山鹿素行士道论在旧的武士道理论基础上,吸收儒教及朱子学的思想,适应了德川幕藩体制的新要求,解决了幕府所面临的由来已久的"下尅上"问题,也为德川时期武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可以说,山鹿素行士道论是存在于日本传统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子敬箴”与伴宇右卫门书信的再发现——试论朱舜水与山鹿素行思想互动的可能性

朱舜水为山鹿素行所作的"子敬箴"不仅体现了箴言的规劝之意,还显示出二人在"性善"问题上的分歧。山鹿素行写给伴宇右卫门的书信也证实了二人间的思想分歧,甚至山鹿素行在信中将朱舜水斥之为"俗儒"。加之《答安东省庵书》和《与安东守约书》的参照比较,可以更加肯定地认识到二人思想互动可能性之渺茫。通过朱舜水与山鹿素行古学互动可能性的考察,可以清楚地发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对明末中国儒学的冲击,明确儒学在东亚传播的普遍性及日本儒学的特殊性。

山鹿素行对杨时仁学思想的解构

日本江户时代古学派儒者山鹿素行从质疑"体用兼举"的"仁"之定义、批评"万物与我为一"的本体论、臧否"体验未发"的工夫论三个方面对杨时的"求仁"思想进行系统解构,摒弃宋儒构建的"形而上"的哲学形态,突出"求仁"只在于人伦日用之间的实用主义。山鹿素行一方面吸收朱子的实学主张,批判杨时仁学思想的本体论;另一方面通过解构杨时的仁学思想,否定朱子学的"形而上"。其对杨时仁学思想诠释始终是以朱子学为中心的回溯,故其对杨时思想的理解亦未深入。

近世日本知识界的《韩非子》受容——以山鹿素行为中心的考察

近世日本学者对《韩非子》的研究和借鉴始于山鹿素行。通过系统研读《韩非子》,山鹿素行发现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在“规则”与“人情”两方面的共通性,进而打通了二者的理论逻辑,并以此作为其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通过对《韩非子》中法治论与人情论的吸收,素行在其原本以“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中补充了“法”的内容,从而形成“礼”“法”兼用、伦理与政治并举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儒法之争,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重新审视山鹿素行的日本思想史地位——临界与转向的双重意义

山鹿素行在日本思想史中上承朱子学,下启古学,却仍然是一个“非主流”的思想家,这与他思想的复杂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整体而言,山鹿素行的思想主要由武士道论、圣学、日本中朝主义构成。虽然构成山鹿素行思想的各个部分都呈现出不同的问题边界,但是在他思想结构的内里显示出了对日本主体的重构意识。它具体表现为“本邦”的主体性需要“中华”予以补充,而脱离了“中华”的影响才能获得“本邦”主体独立的临界状态,这是儒学日本化日臻成熟的体现。与此同时,山鹿素行试图以“神代”论证“皇统”正当性的思想转向与日本国学思想如出一辙,是对建构日本主体性的方法论尝试。

从“汤武放伐”的诠释看《孟子》在日本近世的传播--以山鹿素行的古学为中心

“汤武放伐”作为《孟子》重要的道德范畴备受近世日本儒学界的关注,但一直到山鹿素行的古学,关于“汤武放伐”的诠释才打破了朱子学思维的连续性影响。山鹿素行从德川武家社会结构来诠释“汤武放伐”的现实意义,认为君臣关系应是一种天地间的自然法则,他反对“汤武放伐”的革命行为。但是,由于山鹿素行自幼形成的朱子学素养,又使得他对“汤武放伐”的诠释难以脱离朱子学的束缚,故而阐发了救民于水火与学知利行的道德意义。最后,山鹿素行对“汤武放伐”的诠释陷入想脱离朱子学而无法脱离的两难之境,它的遭遇体现了《孟子》在日本近世传播中的困境。虽然山鹿素行未能彻底摆脱这一困境,但是从德川社会结构诠释儒学的思维方式使《孟子》在近世的传播产生了新活力。

山鹿素行古学著作与明修“大全”

江户时代儒学汉文著作的完成自然离不开中国典籍的滋养。探究域外儒学汉籍与中国典籍之间的关联,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内容,更是研究江户时期儒学者思想的基础。山鹿素行作为批判宋明理学的古学派代表人物,其古学汉文著作也脱胎于宋明理学典籍。具体而言,《山鹿语类·圣学篇》是以明修《性理大全》作为批判参考底本,《四书句读大全》则是山鹿素行对《四书大全》进行的古学式改造。

山鹿素行《四书句读大全》研究——选择古本《大学》原因探析

自近代以来,江户学者山鹿素行一直是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就其批判宋明理学的古学著作而言,他在完成《山鹿语类》后,还立刻重注宋明理学核心经典"四书",即《四书句读大全》。其中,山鹿素行诠释《大学》最为用功。他采用古本《大学》,对古本《大学》是否需要改正这一问题持谨慎的态度。中山广司认为他的这一态度标志着其尊重古典精神的诞生。然而,通过考察发现,此态度不过是他批判宋明理学的手段而已。山鹿素行之所以选择古本《大学》,并非因为有所谓尊重古典的精神,而是出于要避免宋明诸儒"实学之弊"的考虑,以及古本《大学》本身可以满足他诠释"古道"的需求。

丸山真男对山鹿素行思想的解读

为了更好的理解丸山真男对于朱子学解体的理论解读,明确丸山真男对于山鹿素行思想的评价与定位。本文试通过丸山真男的对于山鹿素行思想的理论评价、理论依据、理论反思等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以期能够看到丸山真男在评价体系中的优点与不足之处,以及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日本朱子学及其解体过程的积极意义。

山鹿素行著作中的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关联

日本“古学派”(Kogakuha)鼻祖山鹿素行(Yamaga Sokou)的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集中体现在他的两部著作———《圣教要录》(Seikyoyoroku)和《中朝事实》(Tyutyojijitu)中。其思想流脉的倒叙特征,较早地呈显了日本人的“发展论”诉求和“华夷名分”逆转的“去中华”意识。它间接地催生了日本的实学事功派“徂徕学”和“国学神道”派“宣长学”,成为江户(Edo)时代整体思想流脉中的关键一环。

论日本近世前期山鹿流兵学的确立——以山鹿素行的朱子学批判为中心

山鹿素行是 17 世纪时日本著名儒学者和兵学家。朱子学虽基本符合当时幕藩制度的需要,但也有引发体制批判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山鹿重新解释"理"的概念,批判朱子学,提出"古学"。他把认识天地大道的权力归于圣人,以限制普通人的自由思考;又自居为圣人道统的继承者,赋予自己解释圣人之道的特权。由此,山鹿获得了根据儒学重新解释日本传统兵学的思想依据,最终确立了独特的"山鹿流兵学",成为幕藩制意识形态的思想先驱。

近世日本兵学与幕末的近代化转型——从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阴

山鹿素行吸收儒学而创立的山鹿流兵学是日本近世兵学的代表性流派,旨在适应近世武士由战斗者向统治者转变的时代需要,是一门涵盖军事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的综合学问,武士道论亦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山鹿流兵学传人的吉田松阴,在幕末面对西方的军事优势,并没有失去对近世兵学的信心,反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求新求变。他在家学修业过程中形成的把军事问题作为政治问题,进而作为道德问题来把握的思维模式,也使之能够较早认识到当时日本所面临的不仅是军事危机,而且是国内的政治危机,更有可能发展为民族认同的危机。吉田松阴之所以能够成为倒幕维新的先驱,无疑是因为受益于山鹿流兵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

山鹿素行对《孟子》人性论的诠释

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儒者、兵学家山鹿素行晚年对《四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注释。其中对《孟子》人性论的诠释体现出与程朱理学较大的不同。他提出能感通、知识者为性,性善以内部的道德情感与外部的行为准则为基础,同时强调后天扩充、推致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