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中的天文学——方知岁星改

《岁暮海上作》﹝唐﹞孟浩然仲尼既云殁,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洲复谁在。这首诗是诗人孟浩然泛舟于海上时所作,其中颔(hàn)联两句中“斗柄”和“岁星”都是天上的星星。其中蕴含哪些天文学知识呢?

用岁星纪年法和“五星聚”敲定历史年代

构造了《岁星纪年、干支纪年和公历纪年的对照表》,搜寻检验了几十个"五星聚"的真伪,为敲定历史年表提供了精确的的方法和依据。从而确定了公元前247年前冬至时为"太初上元";公元前1122年武王伐纣;公元前2289年九月朔日"辰弗集于房";公元前2490年辛卯年底为黄帝历的历元。

中国古代岁星纪年与旱涝周期试探

该文从岁星纪年制作的背景出发，认为：一、岁星纪年制作的原始意义与旱涝灾害有关；二、岁星纪年的应用（星占功用）在一定的意义上反映了旱涝灾害的周期性变化；从而得出结论：岁星纪年与旱涝周期有某种切合，是规律性反映。最后，文章还对旱涝周期的原因进行了一些探讨.

论李斗的《奇酸记》和《岁星记》

李斗戏曲创作数量丰富,但今仅存两种。《奇酸记》本于《金瓶梅》小说,用杂剧体而作传奇短剧,以张竹坡“苦孝说”为基础,采用“折子戏”式的特殊结构,既无贯穿始终的戏剧人物和戏剧情节,也无统领全剧的戏剧矛盾与冲突,而是以预设的色空幻化度脱为大框架,中间以碎片化的色情剧情和淫秽场面构成散点式连缀,旨趣则在重点提炼与突出展示色情剧情的感性表演。《岁星记》博采东方朔的相关文献,在既有相关杂剧、传奇作品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以星垣谪归为大框架,敷演东方朔与细君的神仙爱情喜剧,突出了为欢庆元宵灯节而作的目的。两剧编剧艺术精湛纯熟,戏曲语言老到浑成,但皆为调笑谐谑之作,呈现出传奇创作突破道德底线、一味贪求娱乐的别样风貌。

关于岁星纪年若干问题

(一)、岁星纪年十二年一周确定无疑《史记·天官书》说:岁星“岁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岁而周天。”它记载了当时人们对岁星恒星周期的认识,认为正好十二整年运行一周天,每年行经一个星次。当时人们对于木星恒星周期的认识大致是符合实际天象的。因为木星每年移动一个星次,十二年移动一周,正适合于与十二辰相配合,所以人们用它来纪年,称木星为岁星。一九七九年《学术研究》第一期何幼琦同志发表了一篇《试论五星占的时代和内容》的文章①,对以往发表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释文》和几篇研究《五星占》的文章②提了许多批评意见,他在谈到岁星周期时说:

利簋的岁字不释岁星

岁星之名始自战国 古人测得木星十二岁一周天,因分周天为十二次,岁行一次,是为星次。这十二次又与地上的十二国相对应,是为分野。《史记·天官书》:“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这些论述与石氏星经一脉相承,认为岁星与所在国的盛衰兴亡密切相关。作于秦始皇晚期的《帛书五星占》云:“东主木,……其神上为岁星。

惟秦八年、岁在君滩”求因──试析“郭沫若先生用岁星超辰法推算屈原生辰说”之正误

惟秦八年、岁在君滩”求因──试析“郭沫若先生用岁星超辰法推算屈原生辰说”之正误张俊麟屈原在《离骚》中自述生辰说：“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据此，我们得知屈原的生辰是在摄提格年（寅年）、孟陬月（寅月）。庚寅日（寅日），非常巧合地占有三个寅字。人...

岁星、哈雷彗星与《楚辞·九歌》系年考辨——与孙常叙先生再商榷

近几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孙常叙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楚辞·九歌》的文章,把《九歌》和所谓“庄蹻起楚分为三、四”及楚怀王十七年秦楚丹阳、蓝田两次大战挂起钩来,谓“楚辞九歌就是在丹阳败后蓝田战前,楚怀王为战胜秦军,祭祀东皇太一,命屈原而作的”①。《九歌》承王命作之说,

十二时辰与尔雅岁星纪年

在中国古代历法上,有干支纪年、生肖纪年、岁星纪年,均与天干地支有一定的因缘。 岁星纪年法。岁星是指木星,古代又名为太岁、太阴。木星由西向东十二年运行一周天,古人将黄道划分为十二个区域,用“星纪”“玄枵”等十二星次表示。但木星运行的右旋方向和人们熟悉的传统左旋的十二辰方向相反,为了应用方便,人们设想出一个太岁。

云中君为“岁星”考

关于《九歌》中云中君的原型,历来皆不能圆通解释。楚墓竹简的“云君”当属于人鬼系列,与云中君并不相类。《云中君》的描写符合岁星的特征,而且在屈骚中,岁星别名者“重华”恰恰是一位来往天人之间、引人游于天庭的神灵,而这些神性在同名的人王“舜”身上得不到体现,因而《云中君》极有可能是祭祀岁星的乐歌。

新城新藏由岁星纪事推证《左传》著作年代之研究法驳论

日本学者新城新藏穷尽式排比分析了《左传》等古籍中的岁星纪事材料,在发现岁星纪事实测位和记载位不相吻合的“岁星纪事之谜”之后,大胆假设,作出五级逻辑推理,得出《左传》等岁星纪事记载位系由未识岁星超辰之战国时人以前365年为标准的元始甲寅年推步嵌入,《左传》恐成书于前340至350年前后的结论。洪诚曾撰文揭示出新城的重大错误,可惜未能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在洪先生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新城错误产生的逻辑机理,对新城岁星周期误差的论证起点和三项逻辑预设均进行了驳斥;并对由岁星纪事推证《左传》等著作年代,乃至由天文星象论证古籍成书年代方法之可信度作出了初步评估。

岁星纪年十二次名义考

本文论证中国古代岁星纪年十二次的词源。文中以古汉藏语或上古汉语方言考证十二次与十二支、十二生肖相配。此与汉唐以来郑玄、陆德明所说迥异,而与今人张闻玉主张星纪表寅虎之说相印证,有助于检验散见于古籍中的岁星纪年记录的正确性,可供确定武王克商年代参考。

佛教“庐山莲社”与“岁星纪年”

佛教历史上的“庐山莲社”的创立，被认为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开宗之举，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庐山莲社建立的确切年代，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研究者希望通过对“岁星纪年”的分析，并结合古籍中的相关资料来推断它的创立时间。

五运六气研究中关于干支纪年若干问题的讨论

史书对西汉太初元年有三种不同的纪年干支记载,引起学者对五运六气理论科学性的质疑。结合文献考证和天文模拟,提出秦颛顼历以亥为岁首而年名减一位,说明其基础正是连续到现在的干支纪年,太初元年“岁在丙子”是依颛顼历以公元前105年12月冬至为基准的年,而“岁在丁丑”则是太初改历后以公元前104年12月冬至为基准的年。至于《史记》中“年名焉逢摄提格”(甲寅)的问题,是司马迁采用了太阴纪年的缘故。干支纪年并不起源于岁星纪年,因而“岁星超辰”问题与纪年干支无关,这样就化解了五运六气学说中两个被人认为的致命矛盾。

五星合聚与历史记载

中国自古重视天文观测。“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古人认为五星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动态与政治、灾祥有密切关系。五星循度,为得其行,则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乱行则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所以历代文献、史志留下了大量五纬行度及凌犯掩守合聚的纪事和占辞。其中尤以五星聚合天象的发生最为重要。清人以行星合聚为吉兆:“而以五星合聚为最吉”。故而雍正三年二月和硕康亲王以五星合聚为天瑞“上表称贺”。

从《五星占》看我国的干支纪年的演变

古历中的“行星与某宿晨出东方”应指“行星在某宿而与太阳相近（亦可同位置）”，而《五星占》则是记载秦汉之际的天象，不是抄写历法的星岁对照表。我国古代最先是依王公即位而纪年（依事而纪年），在《左传》时有岁星纪年的萌芽，在先秦古历时有太岁纪年，在项历时开始用干支纪年，经过太初历直到四分历而干支纪年法最终完成。

东皇太一为大火星考

在《楚辞·九歌》中,对于《东皇太一》的争议最多。东皇太一所指何神?以往的解释主要有天神说、星神说、日神说、上帝说、战神说、伏羲说、成汤说、楚武王熊通说等。本文拟以上古典籍为据,证明东皇太一指的是大火星。与《楚辞》同是战国时期作品的《韩非子·邪饰》说:“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数年在东也。”韩子连续列出了十四个星名。太一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太一确实是星名。

论太岁信仰习俗

本文勾勒了我国社会自商周以来太岁信仰的流变过程。并分析指出 :太岁是古人为了便于记时而虚设的的假设之星 ;由于太岁代表岁星 ,因而取得主岁、主君、主德等象征意义 ;继而又因岁星的关系而与北斗星、北极星发生联系 ,成为皇天上帝和人君的双重象征 ,成为以天帝为代表的宇宙秩序和以人君为代表的封建尊卑秩序的象征符号 ;民间禁忌触犯太岁 ,实质是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合一” ,谋求“与天地合其德 ,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在行为上的体现 ;民间认为触犯太岁 (犯土 )就会导致灾祸 ,甚至出现家破人亡之惨剧 。

摄提·孟陬和屈原生年之再探讨

关于屈原的生年,学术界探讨已久,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一、《离骚》“摄提贞于孟陬”究竟是否指明屈原降生之年?二、“孟陬”是否是“夏正正月”之专称?三、屈原自述生辰用的是“夏正”还是“周正”?这些问题倘若不能得到解决,则屈原之生年便无法确定。我以为陈久金先生的《屈原生年考》(见《社会科学战线》八○年二期),大胆提出的“楚用周正”说,在探讨屈原的生年上开出了一条新蹊径。对他的立论和推算方法稍作修正和补充,屈原的生年便可考定。据我的推算,屈原当生于“周正”前三四○年正月初七,亦即“夏正”前三四一年十一月初七。现将我的意见分述如下。

中国古代五星异名考

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星,在先秦文献中分别称为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填星。由于五星在星占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古人对五星格外重视,并给它们许多异名。通过对一些文献的查阅和整理,对五星异名进行了简单的统计和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