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夷志略》的版本与校勘问题

《岛夷志略》现存诸本,以清乾隆间彭氏知圣道斋抄本内容完整、文字比较准确,特别是保留了更早时期版本的面貌,最为可贵,也最适合作为底本。近四十年来最为通行的整理本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以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为底本,而未将彭氏知圣道斋抄本作为底本,是其失误。文津阁四库全书本臆补了不少原本的阙字,且序跋多有缺失,并不适合作为底本。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虽有大量的阙字,但正反映了所根据的本子的本来面貌;加之文字比较准确,适合作为主要的参校本。藤田丰八《岛夷志略校注》虽是百年前的著作,其校勘的意见至今仍有其价值,值得注意。

《尚书·禹贡》中的“岛夷”与“舟山土著”考

庄士敦认为《尚书·禹贡》所提到的“荒岛岛民”“草编服”和“东鳀人”,均指向“舟山土著”(古越族之外越人)。对此问题,学界有不同观点,也形成过热烈的讨论,尚未有一致性意见。其实,《尚书·禹贡》所论“岛夷”概念虽确实涵盖了“舟山土著”,但其内涵更为广泛,应归属于广义的“外越”成员,所指范围包括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一带。

“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的民族考古新证

在汉文史籍中屡见的"岛夷卉服"、"织绩木皮"等奇特的服饰现象,反映了古代华夏、汉人话语中的"南蛮"或越、濮系土著的树皮布文化,与中原华夏的"衣冠"文化截然不同。在民族志上,台湾阿美族、云南傣族、海南黎族、越南Bru-Van Kieu人及太平洋西萨摩亚岛南岛语族中"残存"的树皮布制作工艺,再现了这一土著文化的内涵形态。在考古学上,树皮打布石拍的发现与编年研究,反映了树皮布文化从华南起源、向东南亚和太平洋群岛传播扩散的历史。

“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魏书》中的"岛夷"之号,与南朝史书中"索虏"之号的来源、性质皆不相同,"岛夷传"乃是魏收所创立的史传叙事模式。北魏对南朝的实际称谓并不是"岛夷",而是使用指称地理位置的江南或代表僭伪涵义的"伪齐""伪梁"等名号。由纯粹指斥僭伪的称谓发展到包涵华夷之辨的"岛夷"称号,直接起因是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政权急剧衰败,同时以华夷之辨为魏齐禅代制造正统依据。"岛夷"号的出现,乃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革的标志。华夷观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十六国北魏以胡汉族群区隔为标准,到《魏书》撰作的时代由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而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岛夷志略》地名与汪大渊行程新考

本文首先重新考证汪大渊《岛夷志略》中的地名,再把汪大渊所记的诸国之名标在地图上,根据地名图及书中的内容,认为汪大渊出洋两次。汪大渊的西洋航程是经过占城到单马令(今泰国洛坤),再经过马六甲海峡到锡兰。汪大渊混淆了古里与科莫林,所以他很可能没有到达印度西海岸。他的书中记载很多印度西海岸地名,分布均匀,这些资料出自前人在阿拉伯海的航行。还有一条经过拉克沙群岛到东非的航路,其资料也出自前人的航行。汪大渊的东洋航程从泉州出发,经过澎湖、台湾、吕宋、卡拉棉群岛、文莱,绕过加里曼丹岛西部到爪哇。印度尼西亚东部的四个地名孤立且遥远,所以汪大渊很可能没有到达爪哇岛以东。

《岛夷志略》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力

在宋元时期形成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陆地上丝绸之路的拓展与延伸。因为主要以运输陶瓷、丝绸、茶叶等货物为主,也称为陶瓷茶叶之路。隋唐时期,随着阿拉伯半岛及东南亚香料和大宗货物丝绸的输入。宋元时期,瓷器、五金、茶叶已经成为主要贸易货物。元代著名海外旅行家南昌人汪大渊两次远航回国后,把自己沿途看到的各个国家风土人情、民俗民风真实的记载下来,回国后编写成《岛夷志》,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以文字形式介绍海外国家的旅游地理读物,后来便成为世界各国海航的参照模版,被西方学者称为'东方的马可·波罗'。

汪大渊出洋史实与《岛夷志》的成书及初刊问题再研究

因为史料有限,有关汪大渊出洋的史事和《岛夷志》(《岛夷志略》)成书以及刊刻的研究众说纷纭。由张翥《序》和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可以明确汪大渊两次出洋都是在他的“冠年”/“少年”。由“大佛山”条可以确定至顺元年(1330)是汪大渊两次出洋中的一次。“暹”条出现至正九年(1349)的记事,但是不能认为这是另外一次出洋的时间,因为这一时间相去至顺元年达20年之久,此时的汪大渊不再是“冠年”/“少年”;更何况至正九年只是汪大渊到达泉州的时间,并不能肯定是他从海外到达泉州的时间。汪大渊《岛夷志》的成书非常迅速,至正九年的冬天开始动笔,十二月的时候已经完成。旅行过程中的记录和前人文献资料(例如《诸蕃志》)的利用,是保证此书迅速写成的有利条件。《岛夷志》的初刊在汪大渊返回江西之后,大概是在至正十年二月之后不久。

《岛夷志略》版本述略

元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是中国航海史上一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后世虽不乏研究者,但关注该书版本流传者却寥寥。文章对《岛夷志略》成书始末略加考辨,提出《岛夷志》与《岛夷志略》皆指一书,作者确为汪大渊,并着重考察了该书历代的版本、注本及海外传播情况,以此观照《岛夷志略》的影响。

航海家汪大渊与《岛夷志略》

我国有漫长的海岸线,自秦汉以来,就与海外诸国互有通往。逮至中世纪,正是海交贸易的黄金时代,出现了一个伟大航海游历家,他就是《岛夷志略》的作者汪大渊。汪大渊(1311年——?)字焕章,江西省南昌人。少年求学时,便非常仰慕司马迁为撰写巨著——《史记》而周游四方、深入实际调查探研的精神,并受到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所记载的海国异风的影响。吴鉴称其“少负奇气,为司马子长之游,足迹几半天下矣”。他在青年时期便束装远游,来到“海道所通,贾船所聚”,车水马龙、“杂货山积”

《岛夷志略》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作者汪大渊生平与交往略考

研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今天"一带一路"走出去提供历史名片,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与他的著作《岛夷志略》不失为重要的历史宝库。汪大渊是现南昌市何处人士,至今未有准确答案,通过实际第一手资料分析,认定了汪大渊的成长地。浅析偰玉立、张翥、吴鉴、虞集对汪大渊《岛夷志略》成书的影响。

浅析《岛夷志略校释》中的陶瓷器

苏继的《岛夷志略校释》是元人汪大渊记述海外见闻的著作,其中涉及到陶瓷的记载有47条。本文摘录了书中陶瓷相关的记载,并对其加以分析推测,这对于我们研究元代陶瓷外销东南亚各国的情况,提供了较为详尽的资料。

和刻本《事林广记·岛夷杂志》再探——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往史文献确证

和刻本《事林广记》辛集卷八《岛夷杂志》系宋代广南市舶司所编海外地理志书《广舶官本》的孑遗之篇,其成书时间至迟应在13世纪初。《岛夷杂志》收录了与宋代广南市舶司往来的21个海外蕃国,诸条目描述了海外列国的风土佚闻。经对勘可知,《岛夷杂志》部分条目为《诸蕃志》《岛夷志略》等志书所引用。考志中所载6条广州发舶航路,移居佛啰安国的唐人与毗沙门信仰,大阇婆国与莆家龙地望,单马令国庆元二年入贡南宋等诸多轶事皆未见于他本史籍。

元代南海贸易中的商品与货币问题——《岛夷志略》相关记载的归纳与讨论

《岛夷志略》的记载集中地反映了元代后期民间南海贸易中的商品以及货币问题,为同时期其他文献所不及。综合归纳、比较,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主要的结论:第一,元代南海各地大致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货币体系。一般的贸易,主要以金银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同时还会使用南海地区比较普遍流通的货币——银钱以及(?)子;具有固定重量和形状的锡块,有时也充当金银一样的一般等价物甚至货币的作用;便于丈量的布匹,或许有时也是作为一般等价物来使用的。第二,元代中国商人不但把大量的中国手工业制品带入南海地区,还在南海贸易中转贩各地,其间有可能用交换而来的南海某一国的某项商品作为与南海另一国贸易的商品,他们是南海贸易的重要的中介者,甚至也是南海贸易的重要的主导者。

重温汪大渊的蓝色文明之旅:关于汪大渊与《岛夷志略》的再认识——《岛夷志略简注》序言

《岛夷志略》是元代航海家汪大渊记述海外见闻的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苏继庼的《岛夷志略校释》出版后,又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因此亟须一部吸收最新成果而又化繁就简、通俗易懂的新的《岛夷志略简注》。我们的《岛夷志略简注》以清代光绪六年顺德龙凤镳“知服斋丛书”刊本为底本,以《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为参校本。参考苏继庼《校释》,对《岛夷志略》进行简注。《简注》涉及的作者生活年代、航海时间、成书过程、《岛夷志略》的价值等,都在此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岛夷志略》的异域书写

成书于14世纪中叶的《岛夷志略》是一部真实记录元末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两次出海之行的纪行文学作品,其异域书写的前提条件以及所反映出的开放心态和书写立场鲜明地体现了元代纪行作品的特质。有元一代先进的造船技术,畅通的海路和汪大渊自身所处的环境等因素为其异域书写提供了有利的前提条件。在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影响下,《岛夷志略》中关于异域风物的描写呈现出独特的纪实性。另外,汪大渊的异域书写因受探寻宝藏的目标指引而处处以一个商人的立场详细记载海外物产和贸易情况,这为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岛夷志略》

在反映元代中外交通和友好关系的史籍中，当以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卷为首。

《魏书·岛夷萧衍传》的叙事与魏齐易代之际的南北观

《岛夷萧衍传》在《魏书》中地位特殊,所述萧梁历史不仅为编撰者魏收亲见亲历,且与北魏衰亡、北齐建立的时段一致,其编撰主旨除彰显萧梁的僭伪性、地方性及民族性之外,还隐含论述魏齐易代、北齐一统南北之合理性的现实考虑。所述萧梁北魏间的战争关系与萧梁朝贡东魏形成对照,着眼于梁使入邺的影响力,将萧梁遣使解读为高氏代魏的德行象征。该传将梁朝的存续与梁武帝个人统治视为一体、以梁武帝统治终结为时间下限,固是以魏祚为时间坐标,但亦是源自北齐的对梁政策。北齐建立后,试图借侯景乱后的动荡政局建立藩属政权,《岛夷萧衍传》将侯景之乱视作"天亡"江左王朝的标志,正是北齐对自身天命之颂扬。

“岛夷”还是“鸟夷”--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禹贡篇》商榷

《尚书·禹贡》将天下分为九个州,其中冀州和扬州之下记载了两处"岛夷"。《禹贡》的内容被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夏本纪》和《汉书·地理志》。《史记·夏本纪》引用《禹贡》时,冀州作"鸟夷",扬州作"岛夷",《汉书·地理志》引用《禹贡》时,冀州、扬州均作"鸟夷"。《史记》和《汉书》都是权威著作,遂引起千年争论。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是当今《尚书》学集大成之作,在处理这一千古悬案时,认为冀州之下作"鸟夷"没错,但是扬州之下应该作"岛夷"。一字之差,却关系到中国上古史的根本大局。本文分析了刘先生提出的论据,认为刘先生主张的"扬州岛夷"说是错误的。

论《岛夷志》与《岛夷志略》之关系

《岛夷志略》是元代一部记录海外各岛国风土人情的笔记体著作。作者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他约生于至大三年(1310)或四年(1311),卒年不详。他曾两次随商船游历东西洋多国多地,所到之处,皆记其山川﹑习俗﹑风景﹑物产以及贸易等情况。至正九年(1349)他路过泉州,适泉州路达鲁花赤修《清源续志》一书,请汪大渊著书介绍国外情况,他撰成《岛夷志略》,附于《清源续志》之后。《岛夷志略》全书一百条,每条主记一国或一地,兼及他地。

航海游历家汪大渊与《岛夷志略》

六百多年前,中国航海游历家汪大渊两度从泉州港出发,实现了周游列国的壮举,并留下了游记《岛夷志略》,被誉为"东方的马可·波罗"。从清光绪十八年(1892)"顺德龙氏知服斋刊"《岛夷志略》(即龙凤镳《知服斋丛书》刊本),我们可以想见元朝泉州港的极盛,台湾、澎湖与泉州晋江县的隶属关系,早期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以及海外地理地形、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等,彰显了汪大渊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出的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