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岳镇海渎山川祭祀看中华文明“大一统”思想观念

岳镇海渎山川祭祀是中华礼制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思想意识形态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岳镇海渎山川祭祀体系的形成过程、岳镇海渎山川祭祀的仪礼秩序、岳镇海渎山川祭祀多元一体格局都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不仅在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具有突出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价值。

金代“岳镇海渎”封祀考论

“岳镇海渎”作为一组演化自中国古代山水崇拜的文化地理概念,是国家疆域和王朝正统的象征。由女真族建立的金王朝在占据中原地区后,为塑造中国大一统王朝形象,比肩唐宋礼乐制定了本朝岳镇海渎封祀制度。金代结合本朝实际,确立了在“四立、土王日”以岳镇海渎所在地长贰官为主的常祀制度,并“遥祀”南岳、南镇于中岳嵩山庙,“遥祀”南海、南渎于东海广德王庙。清代考据大家钱大昕对明昌间加封五镇四渎王爵提出的质疑,实为对《大金集礼》相关记载的误解。在岳镇海渎封祀问题上,金代经历了从“并仍唐、宋之旧”到“皆仍宋旧制”的转变,反映出世宗、章宗之际金代文化的转向与正统性的诉求。金宋双方通过“遥祀”的方式共祀岳镇海渎,使其成为南北共享的文化地理符号,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

国家祭祀、地方统治与其推动者:论元代岳镇海渎祭祀

蒙元时代,岳镇海渎祭祀是较早被施行的汉地国家祭祀。岳镇海渎祭祀的一些固有特点,为朝廷统御地方、宣扬统治秩序提供了便利,因而岳镇海渎成为了蒙古朝廷统治汉地的一条纽带。在岳镇海渎祭祀的施行过程中,在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上,道士与儒士发挥着推动作用。

唐宋时期岳镇海渎管理研究——以“庙令”为中心

唐宋时期,朝廷采取委派官员的方式直接管理岳镇海渎祠庙。唐代,其官称作"岳渎令"、"庙令"或"岳令"、"渎令"等,始置于武德七年,品秩、俸禄较低,祝史、斋郎等僚属员额不定。宋循唐前例,最早于开宝六年设置岳镇海渎"庙令"。"庙令"初由祠庙本处县令兼任,后改为专职,官员多以"降黜"、"佚老"、"优贤"等名目任职并虚领俸禄。北宋时,五岳"庙令"改称为"主管岳庙""、监岳庙",但其冗禄无用的虚职属性则始终未变。

五岳新考——兼述傳統國家岳鎮海瀆祭祀體系的形成過程

岳、四岳和五岳的稱呼在商代至漢初的傳世和出土文獻中記載紛紜,可以大致以古人的山岳崇拜信仰進行解説貫通。三禮所述五岳四瀆的祭祀體制在漢代之前并未實際出現,五岳四瀆并稱可以系年的最早出現爲陸賈撰于公元前206年至195年的《新語》。漢武帝在改革郡國制的背景下逐步收回五岳的管轄權和祭祀權,是傳統國家山川祭祀體系形成過程中最關鍵的事件,直接導致漢宣帝時將五岳四瀆祭祀正式納入國家祭典。其後又逐漸加入五鎮和四海,最終于北宋形成五岳五鎮四海四瀆的完整體系。

浅析唐代岳镇海渎祭祀礼仪的变化

唐代岳镇海渎祭祀礼仪大都沿袭前朝,在隋代四大镇山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五方镇山的格局,岳镇海渎的祭祀也有着详尽的规定。同时,唐代岳镇海渎祭祀也在不断地变化,由唐初御署祝版制变为只署不拜,再发展为皇帝派遣官员进行,这一系列转变都与唐代皇权的加强紧密相关。

《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来源考略

开宝五年十一月,宋太祖命儒臣李昉、卢多逊、扈蒙以及宗正赵孚等13人分别撰写岳镇海渎与历代帝王碑,共成文52篇,《大宋新修南海广利王庙之碑》即是其中之一。其时,在宋王朝疆域内,已纳入制度化祭祀并完成修葺事宜的岳镇海渎祠14处、历代帝王庙38处,碑文撰写对象便依此而定。所撰之文现存17篇,各篇在内容上具有叙述祭祀对象特质或功绩、彰显当朝皇帝德能与赞扬朝廷修庙德行等共性,体现了统一撰文的特色。同时,撰文行动也展示了宋太祖追求久远功业的意图。

元代岳镇海渎祭祀考述

岳镇海渎祭祀是在元代极为兴盛的国家祭祀。元代岳镇海渎祭祀有代祀、常祀、因事专祀三种形式,本文围绕祭祀活动的举行,集中考证了祭祀地点与路线、发令者、使臣等方面的问题,考察了岳镇海渎祭祀在元中后期的变化与产生的问题。蒙元王朝实行岳镇海渎祭祀,有宗教信仰上的渊源,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后者显示出元朝"内蒙外汉"、"以汉法治汉地"的统治策略。道教对元初的岳镇海渎祭祀起了推动作用,到元中后期地位有所下降,然而岳镇海渎的道教色彩并未消退。

道教与金代岳镇海渎祠庙管理变革考论

金代岳镇海渎祭祀虽承袭唐宋旧制,但在祠庙的日常管理方面却发生了重要变革。明昌六年(1195)请封“五镇四渎”王爵的沂山道士杨道全,实际担任着东镇庙“知庙道士”一职,反映了道教因素对岳镇海渎祭祀及其祠庙管理的渗入。金代之所以选派道士看管祠庙,既有对前代祭祀礼俗的沿袭,也有现实便利性的考量,最终导致岳镇海渎祠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道教宫观化现象。而这种变革也对蒙元时期道士直接参与岳镇海渎国家祭祀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