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图腾崇拜文化变迁与鸟禽类意象群的演化

商周时期的诗人们将远古时代神鸟图腾物中的祖先神之象、物候之象、司马之象、礼仪之象、凶猛之象、阳刚之象、慈祥之象、怪鸟之象、益鸟之象等意象原型,逐渐转换成为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婚恋之象、贤者之象、政治生态环境之象、社会生活现象之象;同时,他们以“鸒”自由求食之象来象征太子宜臼被废嫡而失位,以捕“雉”之象来象征小人得志而君子罹祸。这些鸟禽类意象以图腾崇拜为前提,原始象征意义变得隐蔽,习惯性联想形式成为显性因素,从而显示出由图腾对象到占卜形式,再到民俗物候乃至审美意义动态变化的发展链条。由于鸟禽意象中融入了作者对自然观察的感受,展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与政治生态环境,使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想与象征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点。诗人们以此来建立意义与兴象之间的多种关联,自然表现出多种象征意蕴,让读者产生一种感官愉悦之美、心灵愉悦之美与时空意识之美。

改革崇拜:单位现代化治理的动能补给还是动力阻隔?

在单位现代化治理进程中,领导者会对外界优秀领导者的人格、权力以及对优秀单位的资源、模式、文化等产生崇拜,理性崇拜、科学崇拜会对其改革动力的提高、改革理性的增加和改革思维的拓展等产生积极作用;但盲目崇拜、冲动崇拜则会使其陷入麻木自闭、钝化消极的困境。为保障领导者的改革崇拜行为带来动能补给而非动力阻隔,领导者要做到崇拜有度,崇而不自贬,崇而不嫉妒;崇拜有道,崇而不谄媚,崇而不盲目;崇拜有术,崇而有原则,崇而有内化;崇拜有规,崇而有底线,崇而有规矩。

多样的神圣:树木崇拜的类型、观念及价值

树木崇拜是自然崇拜的重要类型,也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窗口。树木崇拜可以分为树神崇拜、神树崇拜与社树崇拜。树神崇拜是对树木的人格化崇拜,树木被赋予情感、意识或灵魂;神树崇拜是对树木所蕴含的自然力的崇拜,认为树木具有令人震撼的生命力或各种神奇的功能;社树崇拜是对社群象征符号的崇拜,树木被认为是一个氏族或社群神圣性的标志。多样的树木崇拜类型背后有着不同的观念:树神崇拜、神树崇拜、社树崇拜分别对应着泛灵论和多神论、自然力崇拜、社群崇拜。在历史变迁中,这些观念来源相互交织融合,构成了丰富的树木崇拜文化和自然崇拜文化。

啦啦操运动员偶像崇拜与心理疲劳的相关研究

啦啦操作为国际单项联合协会的一员,在第138届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投票正式认可其国际地位后迎来了发展的高峰。为探讨啦啦操运动员偶像崇拜与心理疲劳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偶像崇拜量表(CAS)与运动员心理疲劳量表(ABQ),对北京、上海、成都、广州、重庆、江苏六地20所高等院校350名大学生啦啦操运动员开展问卷调查。结果发现:①有79.14%的啦啦操运动员存在偶像崇拜,其中95.67%的运动员表示偶像崇拜对其专项存在影响;②偶像崇拜总均分与运动员心理疲劳中成就感降低维度、情绪/体力耗竭维度及运动负评价维度呈显著正相关;③不同心理疲劳程度的运动员在情感投射维度、完全认同维度、病理边缘维度以及偶像崇拜总均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偶像崇拜能正向预测啦啦操运动员的心理疲劳,未来可以从偶像崇拜的角度出发,帮助啦啦操运动员有效地训练,从而获得更加优异的成绩。

数字亲密:虚拟偶像崇拜中的亲密关系研究

人们对虚拟世界的想象与依赖,从宗教、文学、音乐、影视、动漫、游戏,逐渐转向以虚拟偶像为核心的数字世界。虚拟偶像被赋予类人属性,其内在属性通过相似性逻辑实现粉丝的选择性接触。在信息寻求与频繁互动中,粉丝不断探索技术可供性的边界,逐渐形成数字亲密关系,这可视为人机互动时代粉丝自我扩张的一种形式、数字时代粉圈的关系拟像。同时,在这种人机关系中,存在着性别话语的偏移、资本逻辑的渗入以及关系伦理等问题。粉丝与虚拟偶像数字亲密关系的形成,意味着粉丝的情感边界得以拓展,这为理解当下AI机器人如火如荼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想象的可能性。

农业灾害史视野下的古代龙崇拜

中国曾经长期处于农业社会,龙与水密不可分,龙可以缓解旱灾,亦可造成水患。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向龙祈雨方式多样,记载不绝于史。蛟龙导致水患的记载颇多,亦有应对蛟龙的手段,但伐蛟记录很少。从农业灾害史的视角分析,发现我国古代旱水灾数量相当,而旱灾对农业生产的危害远大于水灾。古人应对旱灾的手段收效不彰,只能将降雨的希望寄托于神龙。为应对水灾,国家专设治水机构和官职,有一整套应对水患的措施。随着一次次旱灾的来临,祈雨活动的次数和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龙的崇拜不断强化,并将龙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麦作地区谷神崇拜及其信仰的民间叙事嬗变——基于鲁南地区民间故事《拐姑鸟》的文本分析

民间故事《拐姑鸟》采录于鲁南地区,从神话-原型批评角度出发,体现出古东夷地区远古时期谷物崇拜信仰于民间故事中的置换变形;从地域性角度分析,是麦作农业区远古信仰、生产经验的历时性总结与儒风和韵独特社会文化的共时性概括;从流传功用角度分析,既弥补了民间故事搜集工作中有关该地域的不足,又在流传中起到生产经验传播与社会教育的功能,《拐姑鸟》是山东地区民间故事的沧海遗珠。

“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汉字字源学考辩——基于“炎黄崇拜”假说

“余”字本义释义存在多种解说。但究竟哪种解说合乎逻辑思辨和推理的科学性标准,需要进行汉字字源学层面的考证辨析。该文提出“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借助“炎黄崇拜”假说的理论工具,从“余”字字族、“亼”字字族、专有名称、专有地名、专有自称5个维度进行了系统的考辩,得出“余”应为上古华夏文明中帝对自己的专有称谓,“余”字造字构型应当从亼从木。其中“亼”字字根代表了“△”形帝陵、神庙或神坛,是“炎黄崇拜”的标志性建筑形制;“木”字字根为“炎黄”二帝来自神授之权杖的简体造型。该文的探索性研究旨在为“余”字本义的“帝自称说”提供有力论证的同时,亦能够验证“炎黄崇拜”假说在建构汉字字源学理论体系中的有效性。

论北疆文化中的生态意识——以山水崇拜为例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充分尊重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维护人类与自然界的共同利益,实现人口环境和资源的良性循环是北疆文化之生态意识的重要内涵。北方民族山水崇拜所体现的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是中华民族传统生态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也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迈向数字时代的青年圈层崇拜:生成机理、发展镜像与价值重构

数字技术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青年的圈层崇拜和圈层化发展。社会阶层分化重塑加速了青年圈层崇拜的形成,消费文化与泛娱乐化双重裹挟,驱动多元文化向青年群体渗透,造成了青年圈层崇拜多样化选择和个性化体验的双重后果。个性化需求是青年寻求群体认同、形成圈层崇拜的关键因素。数字时代的青年圈层崇拜构成了网络圈层化发展极化形态的衍生物,因数字技术赋能而生发出新的表征,勾勒出特有的发展镜像,具体表现为圈层崇拜青年群体的低龄化趋势、网络与虚拟平台的数字化互动,导致崇拜内容聚焦化与娱乐化的多元交织,也加剧了信息茧房化与群体极化的风险。因此,要健全网络治理体系,增强虚实界限意识,强化技术赋能机制,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等方面着力,净化青年圈层崇拜生态环境,规范青年圈层崇拜交往方式,优化青年圈层崇拜内容,引领青年圈层崇拜的价值观点,重构青年圈层崇拜的价值行动,促进青年形成正确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规制青年圈层崇拜文化的健康发展。

汉画黄帝图像与汉代的黄帝崇拜

汉画中的黄帝图像,从画像内容来看,主要分为黄帝画像、黄帝升仙图、黄帝出行图和黄帝四神像。从刻画人物形象来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了黄帝帝王之尊的人物形象;另一种是神化的黄帝形象,主要刻画为熊首人身的人兽混合的形象。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崇拜的热潮已经在社会上兴起,但先秦时期对黄帝的尊崇仅限于传说故事。西汉时期,黄老之学盛行,黄帝被作为远古圣明的君主进行效法和祠祀;东汉时期,随着谶纬的兴起和原始道教的形成,黄帝被神化和仙化,成为道教的主要神祇而广受膜拜。汉画中把黄帝刻画为熊首人身的形象,既与黄帝部落熊的图腾信仰有关,也与熊的特殊习性和对熊的力量和生殖崇拜与辟邪习俗有关,更是与汉代把黄帝神仙化的艺术表现密切相关,彰显了汉代对黄帝的崇拜和审美意识。

哈尼族迁徙史诗中的自然崇拜及生态价值研究

哈尼族迁徙史诗中的自然崇拜是哈尼族共同的社会记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深刻的哲学性,是一部关涉哈尼族从敬畏自然、认识自然到善待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史料。自然崇拜产生之后,就以丰富多样的形式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层土壤之中,在建寨选址、开田种稻和节庆祭祀中都得以表达和升华。利用人类敬畏自然的朴素认知,可以强化其尊崇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社会心理。自然崇拜作为哈尼族潜在的生态意识,在协调水资源合理分配、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动植物保护中具有重要生态意义,在维系人与人真诚友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团结稳定中发挥着巨大的生态价值。

“数字崇拜”意识形态风险的演化逻辑、诱发维度及应对策略

“数字崇拜”是指对数字盲目膜拜的错误社会思潮。“数字崇拜”中蕴含着“数据至上”的数据主义、“数字异化”的资本逻辑、“数字物神”的拜物样态意识形态风险三重演变逻辑。“数字崇拜”通过绘就数字景观消解意识形态主体性、构造“数字监狱”操纵意识形态话语权、创建数字帝国挑战意识形态主导权,严重威胁意识形态安全。基于此,应从提升主体本位自觉意识、培育理性数字思维,规范资本数字化应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筑牢数字安全屏障、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三方面加以应对。

方志记载中的诸葛亮崇拜现象初探——以明清四川省志为例

根据《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统计,今存完整的明清四川省志共有七部,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其中与诸葛亮有关的记载大致分为生平行迹、诏令奏议、遗迹、名物、轶事、祠庙、风俗、艺文八个类别。虽然数量不少,但志书对诸葛亮相关内容的收录是不系统、不全面且存在较大随意性的。这些记载最突出的特点是存在大量的附会,这也是诸葛亮崇拜的一种体现。从地方文化现象与方志文献之间的关联与相互作用这一角度而言,方志记载中的诸葛亮与诸葛亮崇拜现象还有更大的研究空间。

明清时期嘉峪关军民关公崇拜刍议

明清时期的嘉峪关不仅是一座军事城堡,还是对外通商的口岸、充实军粮的屯垦区、充盈国库的税卡和文化传播的桥头堡。官员、戍卒、客商、文人的流动,将代表中原正统文化信仰的关公崇拜带到了这座边关重镇,这里的军、民、士、商多次维修关帝庙,举办大型祭祀活动,使关公信仰在官方和民间都植根很深。文章从嘉峪关关帝庙的多次修缮、官方信仰对嘉峪关军民的影响、嘉峪关所处位置对关公崇拜的需求、关公崇拜维系整个军事防御体系的稳定性以及嘉峪关军、民、士、商对关公的诉求几方面,对明清时期嘉峪关军民关公信仰和关公崇拜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分析。

赛博修行的“符号崇拜”行为研究——以“木鱼”APP为例

目的:研究人们在参与赛博修行时的多种行为特征,探索赛博修行的“符号崇拜”归因,并对群体性的情绪狂欢进行正向引导。方法:文章以“木鱼”APP为例,选取“木鱼”APP的黏性用户为研究对象,进行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结果:在充斥着内卷和焦虑的世界,人们通过敲击“电子木鱼”、盘“电子佛珠”等行为来缓解自己的压力,赛博修行的“符号崇拜”顺势出圈。赛博修行提倡人世间的修行是做善事得善果,要对抗人性中的负面行为。为传达出修行的最终理念,人们创造出“电子木鱼”“电子佛珠”等赛博符号,通过营造一些仪式感来增强用户黏性。结论:赛博修行的“符号崇拜”行为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安抚性、社交性、娱乐性、消费性。赛博修行的“符号崇拜”能够迅速崛起源于现代社会青年群体承受着巨大压力需要寻求自我安慰,赛博修行通过营造仪式感还原参与式场景来慰藉心灵、缓解焦虑。赛博修行在修行基础上增加了更多的互动,为用户提供娱乐体验。伴随修行热潮出现的是虚拟符号的实体化,消费主义的介入使赛博修行的符号衍生为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性符号。赛博修行使生活压力大的人们找到了情绪的宣泄口,但同时须理性地看待情绪的狂欢,正视年轻化的符号表达。

基于扎根理论的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及其内在心理需求与情绪机制的质性研究

为探究在网络追星行为背后的底层心理机制。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论探讨青少年网络追星心理需求、情绪情感与偶像崇拜行为的关系,对12名存在线上追星行为的学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通过对访谈结果进行三级编码,得出如下结论:(1) 追星行为包括心理需求满足、群际情绪和偶像崇拜行为这三部分;(2) 本研究初步构建了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心理需求与群际情绪模型,其中群际情绪中介了青少年偶像崇拜行为与心理需求满足之间的关系,群体认同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论辽夏金的山岳崇拜

辽夏金三朝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北方民族政权,对自然山岳的崇拜贯穿了其发展的历程,特别是在政治礼法完善和文化信仰塑造等方面有特殊的内涵。其一,山岳崇拜是三朝族源圣地的象征,特别是辽代的木叶山,随之流传的白马青牛神话成为契丹民族重要的族源追溯,此外西夏曼西山和金代长白山也与族源有各式的关联;其二,山岳崇拜是三朝祭祀仪式的载体,辽代的祭山仪式复杂多样,西夏的山神祭祀凸显了朝廷对旱涝灾情的重视,金代则产生了专属的长白山和大房山封祀之仪;其三,山岳崇拜是三朝疆域认定的标识,是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边疆地域,扩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

大学生偶像崇拜现状及与自我意识的关系

目的:本研究探讨大学生偶像崇拜现状及对自我意识的影响。方法:采用偶像崇拜量表和自我意识量表对526名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大学生偶像崇拜主要以娱乐社交为主。低卷入型崇拜所占的人数最多。除偶像崇拜的完全认同维度外,其娱乐社交、情感投射、关系幻想,病理边缘都分别与自我意识呈显著正相关;偶像崇拜与自我意识的三个维度包括私我意识、公我意识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焦虑呈显著负相关。偶像崇拜与自我意识呈显著正相关,大学生偶像崇拜能够有效预测自我意识。结论:大学生偶像崇拜对自我意识有正向的预测作用。

克里斯·马克“以进为退”的媒介实践:对技术崇拜的超越

克里斯·马克作为媒介理论实践家,致力于将具备反思意识与批判自觉的媒介观念融入创作中。他坚持对新媒介的过时定位和错位表达,遏制新媒体的前沿属性,并建构起其与功能退化和美学缺陷之间的关联,以此显示着技术崇拜如何先在地构造了公众对于新媒体的期待和认知,并提出了生成新的媒介实践范式和认知标准的可能性,从而实现了媒介结构和表达维度的解放。这一媒介实践路径可以被总结为“以退为进”。克里斯·马克的媒介创作不仅在更为根本的维度上召唤了对于当下媒介症候的思考与审视,达成了对于技术崇拜的抵消,也为认识媒介发展历程提供了另一种路径,即以回望的姿态,倒退着走向更加广阔的媒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