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王”论与儒家书学道统的形成

“崇王”论塑造了唐以来中国书法的审美精神、信仰体系和学术传统,也深刻改变了后世对先唐书法的想象与认识。初唐政治和文教的大一统需要,儒学与文学、艺术的南学化,是唐太宗明确提出“崇王”论的历史背景。唐太宗以行、草书碑,作《王羲之论》,将王羲之塑造成美学与道德高度合一的典范,既与其自身的审美取向有关,亦是借王书以实施书学改制。唐以来人们对二王法书的反复临摹与翻刻,思想史对王羲之形象的层累塑造,加之宋明理学道统论影响下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笔法授受体系的不断拓展,使得王羲之在书学史上的宗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构建出一个由文化精英主导的、建立在圣人和经典崇拜基础之上的儒家书学道统。

由《南滁会景编》颂圣景欧崇王主题考察明代宋学的复兴

《南滁会景编》具有颂圣、景欧、崇王的文化主题,从中可以窥探出明一代复兴“宋学”的文化思潮。颂圣是每个朝代都会有的文化主题,一代文化风气的形成,总与开国文化理念的倡导有着密切的关系,程朱理学虽发端于南宋,但真正被倡导弘扬是在明清,以至成为官方哲学,而这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朱元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明代知识分子在“颂圣”的旗帜下,自然也就多了一份复兴“宋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明朝再度兴起的一股欧阳热,这不仅与颂圣主题不违背,而且更能契合明代很多文人雅士的君子情怀。阳明“心学”的提出实际上是基于整个明代儒学复兴这一大的思想文化环境背景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当下社会思想观念和体制上所存在的痼疾而开展的思考,通过援佛入儒,经世致用,力求为这个社会开出一剂良药,力求重新接续上“宋学”的余脉并加以发扬光大。故而颂圣、景欧、崇王文化主题在明代能够得到很好的结合。

“趣时贵书”风气下的宋初“崇王”现象研究

本文从"趣时贵书"风气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宋初短暂的"崇王"现象,主要是指从宋太宗到李宗谔主文之前,在"趣时贵书"的风气下,形成了一个短暂的"崇王"时期。由于宋太宗个人对于"二王"书法的喜好,导致了仕子们为借书法达到自己做官的目的,利用科举考试之誊录制度尚未实行,吏部铨选之"书判拔萃"的设置等制度漏洞,通过宋初泛滥的"行卷"途径,来取悦公卿大臣及帝王的审美。最终在李宗谔主文之前的一个时期形成了短暂的"崇王"现象。

唐太宗引领下的崇王书风

隋朝南北书风融合,入唐后,软媚书风侵袭,此时唐太宗李世民因政治需要、文化风气、书学观点实行一系列发展书法的政策,又著有《晋书·王羲之传赞》把王羲之树立为绝对典范。这便掀起了初唐“崇王”的风潮,之后的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张怀瓘提出了以“骨力”为线索崇尚王羲之的书论观点;也出现了像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一批以王羲之书法风格为取向的书家,这些为唐以后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墨薮》管窥唐代“崇王”观念的若干侧面

《墨薮》传为唐代韦续所编纂的一部书学文献总集,其书所收录的书学文献可谓集中反映了唐人的"崇王"观念以及王羲之在唐代书史之地位。该书尽可能搜集了众多以王羲之为中心的相关书学文献,分别涉及品评、书迹流传、技法及传授谱系等多个方面,彰显了王羲之在唐代书史上的独尊地位,同时亦是唐代"崇王"观念若干侧面的具体反映。

宋四家"崇王"观与尚意书风

本文以宋四家为例,对其崇王观与尚意书风的不同表现进行了依次分析,重点论述了蔡襄书风的归属、在北宋尚意书风中的奠基作用,以及苏、米三人各自的审美趣向尚为宋代尚意书风潮流所做出的革命性贡献。

人品论视角下赵孟的“崇王”策略探析

元初人品论在书法中受到极大重视,由于书法教育制度和忠节观念等因素的加持,所形成的崇颜风气有席卷全国之势。颜真卿书法权威的建立伴随着以人论书日益极端化,对书法艺术发展造成了较大的束缚。赵孟頫对颜真卿书法权威提出的挑战实际上是艺术理性对“忠节”精神枷锁的冲击和反叛,他试图弱化人品论对书法的决定性影响以实现书学“二王”的旨趣。赵氏的“崇王”策略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引起士人群体的关注。这不仅反映了元代士人群体意识的增强,也反映了元代书风转变的重要的历史动因。

唐代崇王现象对楷书书家取法的影响

从古至今,一提到学习书法,人们莫不把王羲之视作是书法的祖师。取法羲之也成了学习书法取法正宗的代名词。'崇王现象'就是指以王书作为标志性取法书家的现象。而唐代也正是楷书极盛的时代,这些著名的楷书家也大都曾说自己取法王书。是否像所说的那样都去学习王书?这恐怕是值得商榷的,有些人自我标榜学习王书,但从他的笔下却很难看到王书的影子。这究竟是取法到一定深度的化用还是从众心理使然的自我标榜,则有必要从根源去探究。本文旨在解释此种'学书必学王'的现象。

略论唐代书学理论关于王羲之书法地位的变迁

唐初书论崇王理论有其发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理论基础,在唐太宗大力倡导下,崇王论一统天下,人为的把本应该按照书法自身规律发展的书法艺术规矩到王羲之书风的狭小空间内,限制了书法艺术争鸣化、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轨道,这终究挡不住人们满足五彩精神世界的追求,书学理论必然会适时地总结这一需求,并引导书法艺术健康发展,崇王论也因其逐渐不合时宜而最终淡出历史舞台。

平正中和,承古开今——唐太宗《晋祠铭》碑及其影响探析

《晋祠铭》是山西太原晋祠园中的一部唐碑,为唐太宗李世民亲书御笔。其字雄奇挺拔,其风雍容和雅,其神飞逸洒脱;此铭是以行体入碑,开铭石书之先例,为历代书家借鉴研习。《晋祠铭》的产生,不仅推动了崇王书风的盛行,影响当时书坛的审美趋向,也为赵宋王朝时期帖学的兴起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晋祠铭》也是当代社会研究李唐王朝政治、文化的重要史料。

“书判取士”之“书”于初唐书法的表现

唐代书法发展与唐代科举制度及社会对书法教育的重视有一定联系。唐吏部铨选标准"书、言、身、判""四才"中,"书"的标准为"楷法遒美"。所谓"楷法遒美",在用笔上的表现大抵接近虞世南、欧阳询、徐浩、颜真卿等上承"二王"笔法的书法家,在结体上继承并发展了隋风,在思想上便是承袭王羲之一脉的书风。这一标准为唐代楷书的完备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