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庭坚茶诗创作看北宋文人崇雅风尚

北宋时期,随着崇雅风尚兴盛,茶诗创作成为文人抒写情怀、寄托理想的方式。黄庭坚一生与茶结缘,其茶诗用喻新奇、用典灵活、构境幽远,展现出尚雅脱俗的意趣追求。从时代背景、表现方法、内涵意蕴等方面入手,梳理、分析黄庭坚的茶诗创作,有助于领略北宋茶事活动的样貌特征以及把握茶意象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演变。

“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崇雅归正——试论蒋士铨的戏曲创作

蒋士铨是清中叶戏曲大家。由于宣扬封建伦理教化思想 ,蒋剧长期以来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评价。本文从内容的正统化、艺术的诗文化两方面具体分析其“雅正”的戏曲创作 ,并力图对其戏曲创作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

浅析宋词崇雅的原因

宋词崇雅的原因很复杂。从词的创作实践看,词人们一直朝趋雅的方向发展;从审美情趣看,士大夫文人对"不俗"的追求推动了词学的崇雅;从道德层面看,士大夫文人阶层的道德涵养也推动了词的雅化;从音乐层面看,推崇雅乐正声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词乐风格也日益趋雅。

《文选》诏令文与萧统之“崇雅”

《文选》所选诏令文皆是当时文学批评界有公论的作品。但于诏、册,受制于其功能、应用场合、创作事实,及为后世立训垂范的主观意图,萧统所重的是汉魏那些典雅的篇章;于令、教、文,所选又皆南朝骈丽之文。这表明,在《文选序》中,萧统虽然特别强调文辞的美丽,但在具体选文时,则藻丽与典雅并重。忽视其重典雅的选文标准,便不能解释《文选》某些文体只重汉魏文章的事实。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

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浅论唐人的崇雅意趣

唐人的崇雅意趣,内涵丰富、包蕴深广。唐人崇雅与其思想潜意识中的"隆礼"情结紧密相联。唐人崇雅,意在正风俗、厚人伦、斥浮华、黜奸佞、止僭越。唐人的"崇雅"意趣,风行草偃、德泽广披、润物无声,培养一代文人独到的人格操守与心性修持。唐人以"雅"论人,要求文人要有高雅之志、醇雅之情、闲雅之态与博雅之趣。唐人又以"雅"品文,要求诗文作品内容上美刺讽谕、厚重儒雅;艺术风格上意趣盎然、风清典雅。

论唐末西蜀文人复古崇雅思想与创作审美主张

唐末季世中的西蜀文人群体,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与熏陶,他们具有强烈的"复古情结"和"崇雅心态"。这些文人士子出于补救时弊和端正文风的良好初衷,自觉秉承了传统儒家"温柔敦厚"、"中正和平"的诗教观,他们在诗文创作上出没二雅、独标高格,提出了"清丽"、"雅正"的诗文创作主张,其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趣与当时文坛上"斥浮崇雅"的思想潮流同鸣共奏,与昭宗一朝推尊盛唐梦寐中兴的美好期望应节合拍,在唐末众芳竞艳的文学思潮百花园中芬芳四溢、自成一格。

惠阳崇雅中学是叶挺将军的母校

叶挺将军1896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秋长乡周田村会水楼。少年时期7岁(1903年)在周田村腾云私塾读书．13岁至14岁(1909年-1910年)时．在惠阳县淡水镇崇雅学堂读书．15岁至17岁(1911年-1913年)．在惠州涂山学堂读书。后来考入广州黄埔长洲陆军学堂、湖北陆军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这些历史事实，在惠阳崇雅校史中部有记载。

《惠阳崇雅中学是叶挺将军的母校》读后

近日阅读了卢毅先生撰写的<惠阳崇雅中学是叶挺将军的母校>(以下简称<卢文>,刊于<广东党史>2002年第6期)一文,开了眼界,对问题的认识有所启发.长期以来,我们在调查研究叶挺的历史过程中,由于从未发现有关叶挺少年儿童时代有否在崇雅学堂读书的情况,因此在撰写叶挺的传记时,也就自然没有提到叶挺有否在崇雅读过书的事情.如果叶挺确实在崇雅学堂读过书,也就如<卢文>所说的:我们的著作中"很明显,这是把叶挺将军少年时期曾在惠阳县淡水镇崇雅学堂读书这段史实遗漏了".

清人词论中的雅俗之辨诠论

词之雅俗是词学长久以来热衷论争的重要话题。清人处于千年古代词史的收束期,对词之雅俗进行了持续性探讨。清初,论词者尝试矫正明中后期以来的近俗风气,并借助于辨析关涉雅俗的各类范畴,推动了崇雅之风的崛起与近俗习气的日益式微。清中叶,接续前贤对词之雅俗的阐述,论词者分从语言运用、音律表现、体制特征、情感呈现等方面考量雅正在词体中发挥的作用,促使去俗崇雅成为衡量词体的重要标准。清末,围绕词之雅正展开了更具广度、深度的探讨,其中尤以陈廷焯的系列论述最为深刻全面。经过清朝两百多年的努力,最终实现了论词以雅正为宗尚的目标,是为古代词学批评史中关涉雅俗问题的句点。

论清代初期尚情崇雅的戏曲艺术思想

清代初期是戏曲艺术思想发展和转变的重要时期。注重戏曲艺术"言志"、"抒情"功能、强调"真情"表达,是这一时期戏曲艺术思想主导倾向,这种对性情之"真"的强调,是一种对艺术个性风格的追求和超越前人、摒弃复古模仿的时代意识。它打破了明末传奇创作一味表现才子佳人的局面,使戏曲创作审美追求和艺术风格趋向多元。清初"尚情崇雅"的戏曲批评主张和创作倾向,代表了具有经世致用情怀的文人作家的戏曲艺术思想,是要求文学有益世道、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必然反映。同时,由于其过分强调了"诗"的特征而忽略了"戏"本身的特殊性,在戏曲文学"场上搬演"和"案头阅读"的双重功能中强化了阅读的功能,使文人戏曲进一步趋向案头化而最终走向衰微,但其注重"性情"真挚感人、强调戏曲社会责任的艺术思想,对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意落笔笔正健 尚淡崇雅诗为魂——雪舟《山居笔记》风格初探

在西部文学的长河中,雪舟的创作,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所见所感还是哲理思辨,均扎根生活深处,截取生活画面,提升个体旨趣,强调写作本真,具有独立的思想价值与不凡的审美情趣。小品文上可追溯到先秦,晚明达到最盛,具有议论、抒情、叙事的多重功能。内容上记见闻辨名物、释古语述史事、写情景说古今,涉猎广泛,万象森罗;形式上博采众长,骈散相间,诗文一体,兼收并蓄;语言短小精焊,浅显通俗,涉笔成趣,信手拈来。

“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

苏轼提出的"白俗"论尽管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此一评语一旦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白居易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俗"也成了白诗特点的明确标志。从魏泰的"局于浅切"、"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到张戒的"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再到严羽的"学诗先除五俗",可以看出"白俗"论在两宋流变并不断深入的大致情形。当然,宋人对白诗有批评,也有褒扬,但无论褒者贬者,一涉及到"俗",意见便一致起来,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唐以来对白诗各种批评的影响相关,但从接受学角度看,接受者之所以接受此一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实在与接受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去俗崇雅的美学追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

论清代剧坛的雅俗之辨——以尤侗、李渔戏曲的不同毁誉为例

尤侗、李渔都是清初剧坛的重要人物,他们交游频繁,且以“同调嘉宾”相称,但清代文人多对二者的戏曲褒贬不一。这些不同的评价不仅缘于李渔、尤侗戏曲的个体差异和评论者的独特趣味,更多的应归因于清代剧坛崇雅黜俗的审美观念。这一雅俗之辨有其独特内涵,既是清代高压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是明清戏曲文人化进程中的必然,给清代戏曲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孔子和古琴

古琴艺术渊远流长。先秦时期古琴就是宫廷乐师“弦诗”最重要的乐器，深得孔子的喜爱。古琴艺术的发展也深深浸润着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孔子以音乐内在思想感情的“思无邪”和外在表现形式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为审美准则，崇雅贬俗，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目的。传统琴论继承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强调古琴的教化功能，突出“禁”的一面。以致发展成禁情、禁欲、禁音、禁变的“四禁”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古琴艺术失去了生命活力，不仅风格显得相对单一，而且脱离广大民众，以致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日渐衰落。

刘勰与《文心雕龙》的乐府论

刘勰以"征圣"、"宗经"为论文宗旨,其《文心雕龙·乐府》一文,开乐府诗批评史上"品第类批评"之先河。刘勰在《乐府》中首倡"乐府"为一种文体,认为可与诗歌并列,主张诗声合一,崇雅黜郑,为其乐府论的核心所在。在"诗"与"声"两个方面,"声"主而"诗"次,并以之对汉、魏乐府与齐、梁"艳歌"进行了程度不同、形式不同之批评,得失各俱。刘勰的乐府论虽然有失偏颇,但意义非凡,影响深远。

明代禁断剧类声腔与曲腔的雅俗分野

中国古代戏剧的地域性特征,以剧类唱腔为身份标示至明代进一步强化。因雅俗、南北等文化政策和观念影响,明代官方的戏剧管制政策对曲腔的流衍多所禁限,一些文人亦对依托一定地域声腔的民间小戏鄙薄有加,由此造成了剧类互动空间阻断,曲调腔格雅俗分化,明代戏剧的生存境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破坏,小戏与小曲互动,在冲决官方禁毁之堤中,突生出曲腔的另一存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