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张形象嬗变与封建士子理想婚恋观

从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崔张爱情由悲剧嬗变为大团圆的喜剧的同时,主人公的形象也实现了理想化的嬗变;既体现了新旧婚恋思想斗争,又揭示了封建文人的一种理想婚恋观,透射出其心曲和美梦。

市民化宋代文人对崔张故事的接受

由于市民文化的兴起,印刷技术的发展,以及科举制度的成熟,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平民化的宋代文人,具有与市民趋同的婚姻观念,肯定私情,忠于情爱。在这种婚姻观念的作用下,崔张故事在宋代的咏唱,具有了与《莺莺传》不同的主题意旨,表现了对男女私情的深切体认和肯定,对功名利禄的鄙薄,以及对负心男子的批评。

崔张形象嬗变与封建士子理想婚恋观

从元稹《莺莺传》到王实甫《西厢记》,崔张爱情由悲剧嬗变为大团圆的喜剧的同时,主人公的形象也实现了理想化的嬗变;既体现了新旧婚恋思想斗争,又揭示了封建文人的一种理想婚恋观,透射出其心曲和美梦。

同是轻名蔑禄人——崔张与宝黛名禄观浅较

轻名蔑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永恒主题,是反对封建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历代文学作品都有所反映。比较《西厢记》中崔莺莺、张君瑞和《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的名禄观,分析了他们名禄观差异的原因,探讨了他们在反封建主义文化旅程中的作用,赞扬了王实甫和曹雪芹追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主义的先进思想观念。

河南禹州市崔张汉墓发掘简报

崔张墓地位于河南省禹州市梁北镇崔张村西北部,北距禹州市区约5公里。该墓地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2006年5~11月,许昌市文物考古研究管理所经河南省文物局批准,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对其进行了发掘。其中编号为M1、M33的两座汉代洞室小砖墓结构相似,均出土了较为丰富的随葬品,通过对比研究两墓的时代应为王莽及其稍后时期。

从佛教“有漏皆苦”角度看待王西厢中的崔张爱情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曲的"压卷"之作,它演述了崔张爱情故事,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冲破了封建樊篱,摒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私下结合,崔张爱情最后以大团圆而告终。如果我们从佛教"有漏皆苦"的角度来解读崔张爱情,不失为对崔张爱情、甚至是对生活的另一种解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崔张爱情能够较好地体现佛教"有漏皆苦"中"求不得苦"、"苦苦"、"爱别离苦"、"坏苦"、"怨聚会苦"的思想。

论崔张爱情的雅趣尚与俗心态

《西厢记》中所表现的崔张爱情具有雅的意境和情调,体现了一种“雅”趣尚。而与此同时,作者也自觉不自觉地接纳了世俗心态,使这一爱情具有“俗”的品质。崔张爱情的雅趣尚与俗心态体现在《西厢记》的情景设置、人物性格心态刻画、情节选择等方面。

“张生即元稹自寓说”质疑

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代传奇中的名篇,它流传千古,烩炙人口。关于传中主人公张生之生活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历代学者各陈己见,纷争千年。先后有张生即张籍、张君瑞、张先和元稹自寓等不同说法,后者现已成为结论性的意见,诚如有人所云:“关于张生,于今已公认为元稹自己而无异词。”(《〈传奇笺〉证稿》,见《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所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我们认为此说缺乏根据,尚需商榷。 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说法始作俑于宋人王性之、赵令畴,他们认为“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侯鲭录》卷五)。其后如明人胡应麟(所述见《少室山房笔丛》卷四一)、瞿佑(所述见《归田诗话》卷上)。

《莺莺传》研究百年回顾

上个世纪的前五十年,《莺莺传》研究较为冷寂,研究不够广泛、深入,方法单一,主要是鲁迅赞同的北宋王铚所谓“张生即元稹自寓”的观点,影响较大。后五十年,《莺莺传》研究热闹起来,研究的视野拓宽、方法多样,对《莺莺传》的创作时间、张生和崔莺莺的原型、崔张离异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激烈的争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从钱选《会真图》说起

钱选《会真图》,特别是文徵明对它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确定关汉卿《崔张十六事》创作于王实甫《西厢记》之前,进而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厢记》的"真正"作者;而元明以来有关《西厢记》作者的文献记载,明代嘉靖以前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其后关于《西厢记》作者的种种异说都不过是人们附会、颠倒、误会出来的东西而已,并不可信。

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对红娘形象的再创造

金代董解元创作的《西厢记诸宫调》在崔张爱情故事流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西厢记诸宫调》中,董解元通过对红娘身份设定及言行表现的具体描写,着重刻画了她心思单纯、热情善良、智慧聪明、爱憎分明、富于正义以及谨慎细致的性格特点,并让她在促进崔张姻缘的过程中展现出一定的斗争力量与反抗精神。董解元在《西厢记诸宫调》中对红娘形象的再创造,受到了时代背景、叙事需要和艺术形式的影响,同时也对后世西厢故事演绎中的红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