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考信录》坚守的“求真”“致用”原则

崔述的名著《考信录》和其他作品都是在"求真"和"致用"原则指导下写成的。对这些原则的坚守,使崔述的学术研究避免了空疏与无用,不仅在乾嘉学术界卓然成家,而且对后世学者也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研究崔述的著书原则,有助于我们了解乾嘉学术的真实状况,纠正长期以来对于乾嘉学风的误解。

崔述《考信录》卫道、尊经原则解析

崔述在撰著《考信录》时,严格遵循卫道、尊经的学术原则,坚决维护儒家道统的权威,以《六经》所载作为评判古史古书真伪的标准。这些原则,适应了当时社会对于学术研究的要求,有其合理性,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崔述的学术研究存在证据不足、结论武断的弊端。剖析崔述著述的卫道尊经原则,对于客观理解与公正评价崔述的古史考证成就有着重要意义。

崔述的史考与史识

清代乾嘉时期的史家崔述对先秦历史疑古辨伪,求实考信,不但澄清许多古书记载的谬误和古史传说的疑团,而且表现出深刻的考史理念与考史见识。其“不以传注杂于经,不以诸子百家杂于经传”的考史理念,表现为以经证史则去古未远的考史原则;强调“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考史理念,表现为对古史传说循流溯源祛疑解惑的考史方法;反对“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的考史理念,表现为朴素历史主义的考史学风。他的这一系列考史理念和考史见识,对中国古代历史考证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论顾颉刚与崔述的学术关联

崔述的学术思想是顾颉刚疑古思想的重要来源 ,其间也存在日本疑古思想的外来影响 ,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 ,在 192 3年正式提出“层累说”以前 ,顾颉刚还没有见到日本那珂通世本《考信录》。其后 ,他整理编订《崔东壁遗书》 ,是以陈履和刻本为底本 ,并参考了那珂通世的研究成果。关于顾颉刚、崔述与日本学术思潮的关联 ,主要有 :1 胡适“极少数人欣赏 ,多数人不承认”说和钱穆“传矣而不广 ,存矣而不著”说 ;2 王煦华“质的变化”说和邵东方“根本差别”说 ;3 廖名春“可能接受白鸟库吉‘尧舜禹抹杀论’”说 ;4 李庆“中日两国研究互动”说和钱婉约“共同源头”说 ;5 李学勤“疑古思潮在日本也有进步意义”说。

中国史学史上一段尘封的历史──崔述与他的云南老师朱煐和学生陈履和

清代著名史学家崔述15岁时应试大名府童子试，被太守云南石屏人朱赏识，并恤其家贫，召至府内教养8年，后中举。云南石屏人陈履和落第京华，与崔述逆旅邂逅，陈拜崔为师，两月师门，毕世神交，学生以刻先生书为己任，而崔述之学卒赖以传。没有朱的知遇，崔述不能成才；没有陈尼和竭尽一生之力，耗尽一己之财，崔述著作难以流传后世。这是一段千载难逢的奇缘。

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平议

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经证史"、"辨文体及文风"、"据史事的时代特征断文献记载真伪"、"利用逻辑推理断史事真伪"、"利用文字音韵知识断古籍真伪"等。这些方法,是崔述在古史及古书考证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他的学术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从《读风偶识》看崔述的“因疑而求是”

本文主要论述了清人崔述《读风偶识》一书“因疑而求是”的重要特征。崔述之所以能在清代考据大家林立之中独树一帜，主要得力于他的读书治学十分重视文本，因而才能够做到：一、不拘一时之说，独树一己之见。二、以诗言诗，以文求义。三、以史考实，疑伪详辨。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抛开功名利禄而纯粹致力于学术，有一种严谨存诚、科学求实的态度。这便是他在清代诗经研究及考史中能有独到之见并颇具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种治学动机及精神。

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以考证司马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之说为例

清代史家崔述在考辨伪书荒史的过程中,确立了“是非必折衷于孔孟,而真伪必取信于《诗》《书》”的用证原则和“不应后人所知,乃反详于古人”的辨伪原则,形成了系统的历史考证方法论。崔述的历史考证方法澄清了许多古史传说的疑团,具有重大的考史价值;但也存在着疑古过头的弊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他对司马迁《史记》“申侯与弑幽王”记事的考证,明显暴露出其历史考证方法论的局限性。

崔述与罗尔纲辨伪思想比较研究

辨伪是崔述、罗尔纲这两位史学大师得以成名成家的重要基础。虽然他们在考辨伪史的范围、标准、归结成伪原因侧重点等方面各有不同,但都对历史文献辨伪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以小见大”、“剥笋”的思想特色。比较研究他们的辨伪思想,对于丰富中国文献学的理论以及促进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崔述《考信录》及其近代学术影响

《考信录》成书并非一孤立的事件,将其置于崔述人生与治学的历史情境中考察,正可一窥崔述思想演变及其与时代的若干关联。崔述治学特点有三:在治学旨趣上,主张崇圣尊经以明道;在治学原则上,强调辨虚实而论得失;在学派观念上,不拘汉宋之见。《考信录》的传与不传,既与学术思想的发展逻辑相关,也与社会、个人的关怀和利益相关。20世纪上半期,该书经由顾颉刚、胡适等人的推阐,进而与“层累地造成古史”说发生关联,对近代学术流变产生深远影响。

尊师崇学的历史考据学家崔述及其门人陈履和

清代历史考据学家崔述之学,以疑古为宗旨,因而与乾嘉时期考据学的信古之风格格不入,颇受冷落。但他拥有一个适宜治学的小的文化环境,启蒙时期得到恩师的提携、资助,成年后,妻子、妹妹、弟弟皆能文向学,得到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崔述虽然疑古,但尊师情感真挚,他的弟子陈履和,更是无限地尊师崇学,以一生精力和资费刊印崔述的著述《考信录》,弘扬其学,使之传播于后世。这个事迹,感人肺腑。尊师崇学的精神,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值得倡导,以提高品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水平。

崔述的历史盛衰论

崔述穷一生精力 ,考辨古史 ,成就很大 ,对后世史学也有很大影响。但崔氏在考史中又论史、论历史盛衰 ,有很多精审见解 ,崔述很少用性理天道论历史变化 ,注意对历史过程考察 ;他对历史“势”的分析值得总结 ,注重从人事作用上对历史盛衰变动原因进行考察 ,也体现出对民众的同情。崔述的考史能在求真基础上求理 ,显示出特色来。

崔述历史考证方法论探要

清代史家崔述对历代学者附会和伪造的先秦古史系统疑古辨伪,求实考信,不仅扫清了古史传说的层层迷雾,而且对历史考证方法作了深入探索,总结出以经证史的用证方法、经传分离的演绎方法、正本清源的溯源方法、区别古今的比较方法。崔述对上述考史方法的运用和总结,为中国传统史学历史考证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古史学家崔述的疑古儒学思想

生活于清乾嘉之世的崔述,既不笃信当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亦与当时学界主流汉学相异趣,而是提出以疑古辨伪考信为主要内容的学说思想。这思想是对由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认知态度及孟子"尽信书,不如无书"之说所开启的中国儒学史上疑辨的精神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故其本身亦是独具特质的儒学思想。崔述及与其并世的姚际恒的学术思想,是作为当时学界潜流的疑古儒学思潮的主要代表。崔氏疑古儒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发生过重大影响,对由经学而史学的学术转换及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崔述《考信录》对我国考据学的发展及影响

崔述是清代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考据、辨伪学者。其一生著作良多,代表作《考信录》一书被视为我国古代考据辨伪史上的里程碑。《考信录》内容丰富,远至上古。又作有《考信录提要》,详尽地对古代历史中存疑之处进行考证,辨明是非。同时将义理结合,科学地介绍了辨伪的具体原则与方法。不仅对我国的考据学发展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贡献,而且其辨伪思想在现今文献鉴定乃至编纂领域也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本文基于《考信录》的研究,从文献辨伪角度概括崔述有关古代文献领域思想之精华,并加评述,以达继往开今之意。

崔述的“考信之学”与“古史辨运动”

清儒崔述不仅是宋代之“怀疑精神”的传承者,还是“古史辨运动”的“导其源”者。在“古史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正是受到了崔述《考信录》的启发,才正式提出了“层累说”。之后,“古史辨运动”转向“古书辨”,张寿林、钱穆等“古史辨”派学人又从《洙泗考信录》以及《读风偶识》等著作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从而打破了“孔子作《易传》之说”以及“孔子删《诗》之说”。最后,“古史辨运动”又转回“古史辨”,顾颉刚又受到崔述《考信录》中“驳五德终始之说”的暗示,撰写了著名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总之,崔述的“考信之学”是“古史辨运动”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学术资源之一。

崔述学术中的几个问题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他对当时所存关於上古历史的文献进行了较系统的考辨。崔述的全部著作以及後人研究崔述的主要论述均已收入顾颉刚(1893—1980)编订的《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版。以下凡引自此书,简称《遗书》,并注页数;除崔述本人著作外,均注明作者、篇名)。

崔述《读风偶识》对《诗经》研究的贡献

就《诗经》的研究史而言,崔述《读风偶识》的问世,打破了传统的汉学、宋学、古文、今文并行的格局,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他倡导的大胆质疑、大胆创新的学术精神以及关于《诗经》的学术见解,对其后的整个学术界都有指导意义。崔述对《诗经》研究从经学向文学的复归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全面构建北京大都市统计体系——访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把未来北京的发展目标定位于：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随着北京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与进步，北京正在朝国际大都市的方向迈进。北京统计系统，作为中国首都的统计系统，也在率先建设国际大都市统计体系。目前，北京统计系统各项工作的开展都是围绕这个宏大的目标在努力。日前，我们采访到北京市统计局局长崔述强，作为大都市统计体系的主要构想者，通过他的解答，我们看到，北京大都市统计体系的框架已经搭建好，美好画卷也已展开，只需在上面描绘出最绚丽的色彩与图案，为此北京统计人正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