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循吏传》撰人考辨——兼驳崔适“妄人伪托说”

崔适《史记探源》断言《循吏传》为“妄人伪托”。考《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循吏传》篇目、编次皆出于司马迁,且与今本合。《循吏传》所记人物事迹源自先秦、汉初文献,经司马迁整合、综括、选择、处理,重新书写入传。而且《循吏传》在材料取舍、详略上与《滑稽列传》《郑世家》《十二诸侯年表》相互照应,又与《酷吏传》在编撰宗旨上相颉颃,处处显示出司马迁的纂修思想、撰史特点和风格,且与司马迁“人本”“刑名”“法治”思想相合。这些都是后世“妄人”无论如何都难以模仿假托的。崔适不细品《循吏传》思想内容,不根寻《循吏传》史源,仅仅根据“麟止”“先别传、后总传”等例,便断言《循吏传》为伪。把“个例”当凡例,自设史例规则衡量《史记》,合则真,不合则疑,疑则伪,据疑定罪,制造“《史记·循吏传》妄人伪托”之冤假错案,实属自我假设、自我定罪的套路。

钱玄同与崔适交游考

钱玄同于1911年2月拜访崔适,问学三年后开始执弟子礼。经钱玄同推荐,崔适于1914年秋季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任讲师,并由北大出版部印成了《史记探源》《春秋复始》《论语足征记》。崔适年老体弱,口才不佳,1920年失业后搬离北大,住进湖州会馆。后经钱玄同设法,崔适于1922年回北大预科上课,1923年因不能上讲台而只能改作文。1924年8月,崔适客死京城,钱玄同设法筹钱为其办理后事。钱玄同又通过参与“古史辨”运动,扩大了崔适的学术影响力。

今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康有为、崔适、梁启超和夏曾佑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过程中,近代今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今文经学家康有为斥古文经为伪经,提出孔子作"六经"说,不但动摇了传统经学的根基,而且对史学的近代化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崔适不但扩大了古文伪经的范围,促使经书权威进一步动摇,而且采取由经及史的研究方法,直接开启了由经学而史学的转向;今文经学家兼史学家梁启超和夏曾佑,则是真正受今文学影响、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开创近代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氏《新史学》初步构建起了近代新史学的理论体系,而夏氏《中国历史教科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新式通史。

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

崔适是钱玄同的老师,也是对钱玄同经学思想影响较大的人物之一。钱玄同一生受了章太炎、崔适今古两派相反的思想的影响,但他最后跳出家派,超然今古,成为促使经学走向终结的主要代表人物。崔适对钱玄同经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培植了钱玄同今文经学的情结,扩大了钱玄同对经学的认识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钱玄同超越今古、埋葬经学思想的形成。

崔适《五经释要》的思想宗旨

崔适的遗作《五经释要》是晚清民国思想史上今文经学的重要著作,也是崔适本人经学思想的总结之作。此书继承康有为考辨古文经书的成果,但反对康氏的“孔子作六经”之说,他的主张是“五经述作”,此观点来源于《史记·孔子世家》。崔适认为《孔子世家》中记载的孔子“述作五经”所蕴含的微言大义,才是今文经学的正统义理。此观点不仅涉及晚清民国今文经学的内部争论,也涉及经学与政治、经学与史学的关系。

《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與近代今文經學譜系的重塑

民國學術由經入史,以史學方式重探經學關鍵議題,且以此重建可靠的古史系統。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既受到晚清今文經學疑古辨僞之啓發,又承接相關學術主張,直接介入漢代經學今古文大議題之中,以此破舊立新,成爲這一學術新方向實踐的旗幟。顧頡剛作爲古史辨運動的領袖人物,《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便是他由經學的今古文問題入手破除舊古史系統的重要實踐。同時,他又取捨利用晚近今文經學的不同方面,於事實上重塑了近代今文經學的譜系。研究者多注重康有為對顧頡剛古史研究的影響,而較爲忽視在其學説形成過程中具有樞紐性作用的崔適。顧頡剛關於劉歆利用“五德終始説”僞造上古歷史的核心觀點不僅直接來自崔適,而且受錢玄同叙述今文經學脈絡的影響,顧頡剛還以崔適的學説爲先導理解康有為,有選擇地強調康有為在疑古辨僞上的貢獻。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不是袭《经解入门》而成

俞樾所著《古书疑义举例》一书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漆永祥的文章认为此书是全袭江藩《经解入门》而成。本文从江想的生平著述、《经解入门》的序和正文等方面考证它不是江氏所作，并根据顾颉刚的回忆考定此书实系崔适所作。

《史记·本纪》述《左传》辨疑

清季以来，论者对《史记》征述《左传》的情况多有怀疑，特别是对《史记》本纪部分之《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秦本纪》诸篇尤多诘难。在一定程度上，淆乱了对《史记》、《左传》及二者之关系的正确理解。《五帝本纪》叙说举十六族、去四凶事乃径袭《左传》文公十八年文。崔适则谓此节非司马迁所述，而乃后人窜入，并举“乖异者”五条以证其说。言似有据，而实诬谬。此节与司马迁属意之五帝序列相抵牾。《夏本纪》叙说刘累豢龙事本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周本纪》载事多参稽《左传》。《秦本纪》记穆公事多本于《国语》，而《左传》载秦穆公事迹亦详，故司马迁颇参用之。

由经入史:崔适的今文家言与“古史辨运动”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与崔适的今文家言密不可分。在运动兴起之际,顾颉刚之所以敢于大胆地根据《说文》假设"禹是动物",从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古史大论战,无疑是受到了崔适"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的直接启发。此后,运动逐渐转向孔子与经学研究,顾颉刚、赵贞信、钱玄同、张西堂等则在崔适若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索了孔子的真相、《穀梁》的真相以及《书序》的著作年代等问题。最后,运动回归古史考辨,顾颉刚等之所以能够先后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三皇考》,无疑又是受到了崔适"五德之说为刘歆所造"与"三皇只存在古文家的学说"等相关观点的启发。因此可以说,崔适的今文家言是"古史辨运动"得以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本土资源之一。

崔适生平事迹述略

崔适是清末民初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史学家,其逝世至今虽不足百年,然而相关论著或受论述角度限制,或因史料不足,对其生平事迹大都语焉不详。周子美1933年发表的《崔怀瑾先生传》和王大曼(王森然)1942年发表的《崔觯甫先生评传》为了解崔适生平事迹提供了宝贵资料。以这两篇传记为基础,结合其他相关史料,大体可以勾勒出崔适的人生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