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骃、班固赋、颂作年献疑

陆侃如先生《中古文学系年》将崔骃《大将军临洛观赋》系于永元四年四月初,认为崔骃《西征赋》系《北征颂》之误,值得商榷。通过对这两篇作品的探讨,还可对傅毅卒年、崔骃离开窦宪军幕返乡时间作出相对明确的断定。通过考察影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中所收崔骃《四巡颂》中《南巡颂》,可得出崔骃《南巡颂》与班固《南巡颂》的作年相同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又可进一步推定班固丁忧去官的大致时间。

论汉赋的题材内容

莱辛论古希腊文学时指出,其时的作品所以能引人入胜,主要是“题材本身的完美”(见《拉奥孔》)。歌德也说过,离开题材就没有艺术,“如果题材不适合,一切才能都会浪费掉”(见《歌德谈话录》)。可见题材之于文艺创作是多么重要。中国汉代的艺术虽然不同于古希腊,也不同于歌德生活的德国,但艺术总要使用题材却是不变的规律。研究汉赋题材内容的特点和变化,对于认识这种文学的性质及其思想艺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立汉赋散化体制的枚乘赋风

骚赋出,衣被辞人,产生纵贯两汉的骚赋之流。这种情形并非仅限于骚赋,两汉文人善寻楷模,以之为启我的创作规范,倒不在意继承乃为创新。西汉赋家中,枚乘率先获得这种殊遇,他的《七发》问世,继作者接踵摩肩,形成所谓的“七体”。三国时,被人誉为“才高八斗”的曹子建还在说:“昔枚乘作《七发》,傅毅作《七激》,张衡作《七辩》,崔驷作《七依》,辞各美丽,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启》,并命王粲作焉”(《七启序》)。他未能遍举汉人的“七体”之制,但就此而论,也足以看出《七发》在文坛上的深远影响。今传枚乘的赋,《七发》外尚有《梁王菟园赋》、《柳赋》。

座右铭

无道人之短,无说己之长。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誉不足慕,唯仁为纪纲。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无使名过实,守愚圣所臧。在涅贵不淄,暧暧内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诫刚强。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难量。慎言节饮食,知足胜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