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定位:一个“嵌入型发展”的逻辑命题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善政基准和善治标尺,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产物。“嵌入型发展”是理解中国社会治理行为逻辑的关键,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定位提供了新思路。作为一项“嵌入型发展”的政策议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质在于“正向嵌入型”的“耦合”与“反向嵌入型”的“脱耦”之间的平衡,实现了政府和非政府行为体的有机结合和凝练表达。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嵌入“中国之治”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主体、系统、机制、保障和结果的科学嵌入,为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而充沛的制度供给,实现新时代美好的社会治理。

论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特点

受到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发育程度的限制,民族地区工业化程度较低,民族地区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强,内部不具备自我组织和发动工业化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民族地区的工业化组织与运行,主要是依靠区域外部力量,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政策补贴及东部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援助来推动。民族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度比全国更为强烈,为实现跨越式、赶超式发展,同时为了政绩的需要,民族地区对GDP的追求比东部更为强烈。

论社会转型条件下民族地区嵌入型经济发展方式的成就与不足

嵌入型发展方式短期内确实加快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实现了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的矛盾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矛盾就在于没有处理好内生发展与外部援助之间的关系。发展过于依赖区域外部力量,而非源自内在发展动力,内生发展目标不够明确,内生发展动力不强,内生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不健全,表现为少数民族主动选择发展方式不明显,发展目标的规定带有政治任务的性质。

结构化约束、策略性合作与外嵌型悬浮:一个农村社工组织的生存过程追踪

当前政府购买服务数量激增,但社工组织真正能够促进基层治理创新的成效不显。本文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透视Q组织实践过程,探究社工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外嵌型悬浮”样态的生成逻辑和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购买服务中社工组织面临对上级政府的资源依赖结构、以乡政府为核心的权力结构、向上负责的问责结构、基层组织间的竞争结构和纵向关系中的控制结构等结构化约束。结构化约束下的社工组织与各治理主体进行多重资源、权力和专业互动中处于弱势地位。社工组织在行政-专业双重目标博弈下不断生产最优的生存性行动策略以适应制度和结构压力,表现出从“行政吸纳与自愿依附-事项转移与组织联盟-控制摊派与夹缝生存”的“交互吸纳”预期到“统合附属”选择,再到“嵌入失灵”的风险过程。由此,社工组织实践呈现出“身份情景脱嵌、功能内核错位、专业服务泛化”的内卷化样态,面临着脱离治理结构而又物化于治理场域的外嵌型悬浮困境需优化治理结构,实现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