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嵌入式自主提升再分配能力:国家介入共同富裕的优先逻辑和实现路径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强大的国家再分配能力。国家再分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所掌握的财富与资源的数量,以及国家运用其所掌握的财富与资源对社会进行有效调节的能力,而后者主要受制于国家隔离性与国家嵌入性两个关键因素。国家隔离性与国家嵌入性皆弱或者错位,均会导致国家再分配能力不足。增强国家再分配能力,需要让代表国家隔离性的国家自主与代表国家嵌入性的国家与社会合作维持平衡,即国家要树立严正形象并营造亲和力,要遇事有担当并争取社会支持,要勇于负责并善于合理分责。

嵌入式自主: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视角

中国过去30多年所创造的经济持续增长奇迹与中国独特的央地模式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地方自主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命题,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经济剩余分享者和政治权力竞争者的双重身份构成中国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内在驱动力。伴随着分权化改革,市场机制的引入促使地方政府从一种封闭性自主向约束性自主转变,而这种受市场引导和中央适度控制的约束性自主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但经济绩效导向的片面发展主义和地方自主性失衡附带的社会代价提醒我们,必须考虑地方自主性的限度问题。国家要改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组合,实现政府与社会互相塑造的嵌入式自主。

嵌入式自主:社区文化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的面向及逻辑——基于武汉市F社区W舞蹈队的调查与思考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因此研究其运行逻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通过对W舞蹈队的个案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嵌入社区治理的过程中,重点采用制度化来提升合法性和日常生活中保持相对自主性的行动策略。社会组织的日常行动逻辑体现了嵌入性自主的面向,并展现出一种合作博弈的动态关系:它既有选择性地与社区居委会合作,同时又与社区居委会展开策略性博弈,由此形成了一种相互依赖又相互竞争的关系。为此,在加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有效兼容相关治理主体的行动诉求,通过有效协商来提升社区基础性权力。

“双一流”高校高层次人才自主式嵌入的路径与机制创新——以A校高层次人才特区建设为例

人才生态系统作为促进高校高层次人才发展的关键支撑,其作用的发挥程度取决于人才生态系统结构要素与高层次人才主体之间的双向嵌入。在实践中,这种双向嵌入难以自发形成,也很难单纯地通过以外部制度供给为主导的受动式嵌入方式实现,而是需要构建高层次人才的自组织,在保持其与学校治理结构有效联结的同时,通过合适的方式引导并推动其按照高层次人才的专业特定需求、专业发展规律等来实现自我运转,从而达到高层次人才的自主式嵌入。

精准扶贫中国家自主性的内在张力及其调适

国家自主性经历了从"分殊"到"嵌入"的理论变革。国家自主性在精准扶贫策略运作过程中体现了明显的"嵌入式自主性"特征。国家自主性在精准扶贫中主要有3种嵌入机制,即行政嵌入、组织嵌入、项目嵌入。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国家试图通过嵌入性机制确保扶贫资源的精准、公平分配。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多重地方自主性以各种方式影响国家自主性功效的发挥,造成了扶贫形式化、扶贫功利化、扶贫内卷化的困境。国家需要镶嵌与受限的自主性,以重建贫困对象的主体性认同、厘清精准扶贫中的多重权责关系、健全贫困终结中的"接点再造"机制作为调适国家自主性内在张力的路径选择。

贫困治理中的国家自主性及其提升路径——基于L乡农村精准扶贫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乡农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发现,贫困治理场域的国家自主性呈现一种嵌入式自主的形态。在农村精准扶贫政策实践过程中,通过贫困治理目标、贫困治理动员机制以及扶贫项目的分类嵌入,国家在贫困治理中体现出明显的自主性,提升了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与此同时,由于国家自上而下嵌入的刚性的贫困治理体系无法有效适应多元化的乡村社会,其认证能力、动员能力及扶贫资源分配能力存在有限性,国家自主性的嵌入遇到一定程度的障碍。应从国家在乡村社会的认证能力、在贫困治理场域中的动员能力及扶贫资源分配的公共性等方面着手,提升国家在贫困治理中的权威及政策执行能力。

打造新型举国体制:以中国大型客机研制为例

C919大型客机被誉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典范。本文以此为案例,探究国家应如何打造新型举国体制以在重大科技与产业领域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研究发现,新型举国体制构建的本质内涵在于: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特征(战略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出发,建立一套满足技术创新实践需要的组织运作原则(政治性和组织性)。中国分别借助创新政策联盟和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两个组织载体,成功建立起嵌入式自主性的政企关系结构--国家既能够排除局部短期利益群体的干扰,作出独立的战略判断,又能够与产业界持续互动、沟通协商。基于此,国家在打造新型举国体制过程中有效发挥战略控制和组织整合作用,从而提供了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所需的组织运作原则。

在国家能力与法治之间构建政商关系新生态——以民营企业为例

我国政商关系的异化既体现了国家自主性过度,也导致国家自主性不足,阻碍了国家渗透、管制、提取和分配能力的发挥,以及法治化进程。政府垄断重要资源并主导经济发展和"准分权治理结构"导致国家能力与法治发展的严重失衡,造成政商关系严重异化。为此,应在法治框架下构建政府及官员的嵌入式自主性和民营企业的反向嵌入式自主性,促进政商互嵌的法定化、规范化、制度化,并在政商之间达成治理式互赖,推动国家能力与法治相对均衡发展,使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从而构建起政商关系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