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自由主义”与战后多边国际经济机制的演进

国际机制理论的奠基者鲁杰从"权力-社会目标"模式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机制作出了独特的诠释,即美国的权力优势决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多边形式,而具有国家干预性质的自由主义的共享社会目标则决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规范性框架,两者的融合奠定了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嵌入式自由主义"特征。因此,探究鲁杰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机制论将有助于准确理解战后国际经济机制的基本特征,客观把握国际经济机制的发展变化。

从新自由主义到嵌入式自由主义——论晚近国际投资法的范式转移

传统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投资法范式,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为主要目标,而相对忽视东道国的国内监管权。近年来,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多元化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兴起,加之传统国际投资理论固有的不合理性,新自由主义逐渐被各国所抛弃,一种新的被称为'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投资法范式正在成为主流。这种范式的国际投资法更为追求促进投资自由化、保护投资者利益与保障东道国国内监管权的平衡,更加注重东道国在国家安全、金融稳定、环境保护、劳工保障等重要公共政策领域所保有的适当监管空间。中国应把握这一潮流并结合自身在国际投资中的身份转变,就相关投资政策及对外投资条约实践做出相应的必要调整,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与保障国内监管权中寻求适当平衡。

补偿何时能换来对全球化的支持——嵌入式自由主义、劳动力流动性与开放经济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脉络,如何理解并调和其中必然会产生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和谐间的矛盾成为众多研究的主题。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如何实现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内社会安排的协调和相互促进,又以约翰·鲁杰提出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最具概括性和影响力。传统的嵌入式自由主义文献认为,公共部门的规模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全球化需要一个更大的公共部门以补偿全球化中的输家或者为其提供保险。作者认为,跨行业劳动力流动性的水平显著地影响了补偿与经济政策开放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劳动力流动性能够形塑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状况,更高的劳动力流动性能带来更一致的收入分配。当劳动力流动性水平较低时,嵌入式自由主义政策往往无法与经济政策的开放度形成正相关关系;只有当劳动力流动性水平较高时,嵌入式自由主义文献所预测的补偿与经济开放度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实证分析的结果也支持了对于该条件关系的假说。

国际秩序始于国内——领导国的国内经济秩序调整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

20世纪的国际经济秩序经历了三种主义与两次变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替代了"古典自由主义";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替代了"嵌入式自由主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本文试图揭示:国际秩序源于国内。领导国国内经济秩序的调整会扩展到国际层面,并成为国际经济秩序。领导国是国际秩序的发起者、推动者与受益者。正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秩序逐步扩展为二战后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国际秩序,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步扩展为"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由于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符合领导国的国家利益,世界政治的领导国既有能力也有意愿将国内经济秩序国际化。

中美贸易战的美国法根源与中国的应对

中美贸易战有其国际法框架效应,主要体现在中美双方会优先依据WTO协定证成本国贸易措施符合国际法,同时指责对方措施欠缺国际法依据。随着WTO体制被边缘化,中美贸易战的美国国内法根源问题开始凸显。长期以来,美国基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理念分配贸易规制权,由行政主导贸易自由化进程,由立法主导国内调整援助政策。受国内法律和政治因素所限,美国总统行为与国会立法相互脱节,贸易自由化常与国内社会稳定政策脱钩。美国政府转而基于新嵌入式自由主义、新重商主义等理念,试图将国内矛盾转嫁给贸易伙伴。随着拜登政府重拾国际多边主义,我国当前应未雨绸缪,以考虑加入CPTPP协定为契机,从增强贸易多边体制包容性的角度,认真对待相关条款,判断其可接受程度,寻求与美国政府达成共识,减少未来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法根源的负外部性。

拯救全球化——劳动力组织如何实现充分补偿

全球化自由贸易是近数十年来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但近年来发达国家却遭遇了反对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持续恶化,劳动力组织的密度与强度也逐年减弱。本文认为,经济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与工会等劳动力组织的衰败,是全球化曾经发展稳定,近年来却面临强大政治阻力的重要原因。全球化自由贸易的分配效应,使得国内部分群体因自由贸易而受损,从而形成了反对全球化的潜在民意基础。尽管“嵌入式自由主义”等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等补偿政策巩固全球化的国内政治基础,但它们没有在理论层面与实际层面对于补偿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给予足够的考虑。本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政治经济模型,再现了“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并进而分析了经济不平等、劳动力组织因素对理想的再分配方案的可能范围,以及实际的再分配方案的影响。最后,本文利用OECD国家2001—2018年的宏观数据验证了文中提出的理论假说。

开放还是保护——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引起了国际经济体系的重大变化: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实施者,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则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变成了主动捍卫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巨大反差源于国内社会保护能力的此消彼长。发达国家固化的社会福利体系难以对危机后的社会提供充分保护,因此更多地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导致"嵌入式自由主义"框架的破裂。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应对经济危机时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降低了危机对国内社会的冲击,因此更有能力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发现说明,新兴经济国家根据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提供社会保护和推进贸易自由化,这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化的走向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也是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基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