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观官制度与北宋后期许洛地域诗人群体

宋代宫观官制度对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北宋后期,退居许洛两地的旧党士人大多具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印记,有着相似的政治立场和晚年生命体验。司马光与韩维长期领任宫观官期间,分别在洛阳和许昌组织了由名臣诗人构成的耆老会,逐渐将诗歌酬唱作为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重心。徽宗即位后,苏辙提举太平宫,卜居许昌,其宫观官身份完美地将道士、农夫、居乡官吏三种面相集合在一起,成为“颍滨遗老”形象塑造的重要元素。此后的许昌诗社是北宋具有旧党属性的最后一个许洛地域诗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与北宋后期颍昌诗人群体

宋代宫观官制度对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为文人居乡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制度通道,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北宋后期,颍昌诗人多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经历,宫观官成为他们晚年的重要身份印记。退居颍昌的“元祐党人”逐渐将诗歌酬唱作为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重心,韩维晚年领任宫观官里居颍昌期间,发起和组织了由名臣诗人构成的耆英会。徽宗即位后,苏辙提举太平宫移居颍昌,宫观官身份集合了他晚年自我写真中标举的道士、农夫、居乡官吏三种面相,并最终促成了“颍滨遗老”形象的定型。而此时由苏辙邀约的苏门成员群体追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可视为他们公布于世的归隐宣言。北宋末期活跃在颍昌地区的许昌诗社承传了这种慕陶精神和苏门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