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官进入边疆:清初以降川边康区的行政体制建设

在清代的行政建制中,隶属于四川省雅州府打箭炉厅的川边康区为土司辖地。清末,该区域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度,建立州县体制。民国以降,历经"川边特别行政区"、"西康特别行政区"和"西康省"的行政建制,直到1950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川边康区一步步从封建王朝的土司辖地转变为现代国家之同一化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在这一边疆转型的历程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中央政府委任的流官大规模进入,以取代王朝时期的世袭土司,成为基层政权的领导者。综观这一历程,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国家试图将"土著精英"改造为"国家官员",以吸纳进正式的行政体系的尝试和努力。这种尝试违背了流官制度的根本属性,却成为国家力量进入具有深厚地方传统的边疆地区时的必然选择。

试探清季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

自清季赵尔丰经营川边、设立关外学务局开始,川边康区的边疆民族师范教育机构,如关学师范的先导"四川藏文学堂"、关学师资的临时养成机关"关学师范传习所"、关学师资的长期养成机关"藏语专修学堂"等相继开办起来,对川边康区教育与社会进步发挥了明显的先导与推动作用。清季川边教育与民族师范之所以得到推广与发展,主要得益于官吏提倡推动、政府拨款经营以及给予办学人员、学堂教师及关外师范生精神和物质优待等因素,其中宽裕的经费支持是最重要的原因。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康巴地区发生了三次由本地精英领导、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文章从运动领导者的背景、经历、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诉诸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社会对运动的反馈等几个方面对这三次运动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考察这一组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自治运动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运动,它们的动因并非源自地方社会的内部诉求,而是由走出地方社会、掌握了现代政治话语、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中任有官职的"新精英"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则是与主政康区的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这些"新精英"的政治抱负与地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并不协调,因此并未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欲翦除刘氏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并进而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