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黔地区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

[目的]探求川黔地区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影响因素,为中国西部地区推进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进程,促进两者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以2011—2020年川黔地区30个市州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指标体系,采取耦合协调度模型、Tobit模型分析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及影响因素,并根据地区特点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1)川黔地区绿色发展指数在不同政策影响下呈现小幅波动,地区之间差异显著;乡村振兴指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有较大涨幅,地区间差异较小。(2)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3)考虑经济、政策和地理等因素对川黔地区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的影响,除海拔高度外,其余影响因素均显著且为正。(4)异质性结果表明,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交通条件、环境规制、地形坡度和海拔高度等因素在不同地区内存在显著异质性。[结论]川黔地区需鼓励和支持经济发展,重视政府影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不断提高教育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水平,改善交通条件和环境规制情况,因地制宜提升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协调水平。

元代西南边疆地区交通格局变迁的原因及影响——以滇川黔相邻地区为中心

元代在实现了空前的政治大一统之后,重视邮驿系统的建设。经过滇川黔相邻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有效数量多、使用频率较高,其中自中庆(治今昆明)经过贵州东出湖南的"入湖广道"的开通,并成为西南地区联系中原内地的首选国家驿道,是元代西南地区交通事业建设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这一变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对西南边疆地区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滇川黔相邻地区彝族婚姻研究的文献综述

婚姻是社会演进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反映了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明代以来,位于滇川黔相邻地区的彝族群体,由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其婚姻在保持传统特点的同时又向前发展,不仅对西南政局、本民族内部还是当地其他民族的关系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而研究这一时期彝族的婚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试析滇川黔交界地区在清代渐趋稳定的原因

滇川黔三省在地理区位上毗邻,边界地带错综相嵌,其交界地区"素称难治",历史上经常出现"三管三不管"。到了清代,为了交通的畅通、西南物资的东运、矿业的开发、西南边疆的稳定,政府对滇川黔交界地区加大了统治的力度,进行强制性的"改土归流",然后重新调整交界地区的行政建制,使该地区最终趋于稳定。

川黔渝地区中小规模猪场伪狂犬病的血清学调查

为了解四川、贵州、重庆3个省(市)中小规模猪场伪狂犬病病毒的感染情况,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采用ELISA方法对41个猪场的1016份血清进行伪狂犬病血清学调查。结果:11个猪场的伪狂犬病病毒gE抗体检测呈阳性,场阳性率为26.8%;共检测出阳性样品105份,个体阳性率为10.3%;川、黔、渝地区猪场的个体阳性率分别为13.5%、3.0%、11.8%。结论:四川、贵州、重庆3个省(市)的中小规模猪场均存在伪狂犬病病毒感染,部分猪场感染较为严重,应持续加强对该病的检疫和监测,以净化猪群。

“改土归流”以来滇川黔交界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

清朝对滇川黔交界的彝族地区所进行强制性“改土归流”，引起了该地区彝族社会的发展变化，表现在政治上，土司土目势力的衰落和新兴彝族地主的出现；经济上，领主经济逐渐缓慢地向地主经济过渡；文化上，汉文化不断传播并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发展变化与该地区民国年间彝族地方势力的崛起有直接的关联。所以这个问题的探讨，在西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中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试论明清时期湘鄂川黔交界地区山林资源开发条件

湘鄂川黔交界地区蕴藏有丰富的山林特产资源,明清时期得到空前开发,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文章主要从自然地理、劳动力资源、交通运输、政策背景和外部市场四个方面对明清时期该地区山林特产资源开发的主要条件进行了简要分析。

关于清代川黔等地天主教童贞女的认识

守贞是天主教的重要宗教修行之一。然而 ,清代贞女在家修行及传教修行 ,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修行方式 ,其中以四川、贵州等地最具典型。本文依据珍稀的资料 ,以“我者”的角度 ,论述贞女在家修行的由来、内容及特点 ;分析修行方式的变化与缘由 ,以及对于传教活动产生的部分后果 ;进而从当时教外人的视角认识贞女的修行行为 ,揭示清末四川等地社会持续爆发教案的重要原因。

区域旅游联动开发探讨——以川、黔、渝三角地区为例

指出区域联动开发理论实质上是针对旅游欠发达、资源类似、竞争优势不突出的地区提出的一种区域旅游合作开发理论,它是以核心—边缘理论和产业集聚理论为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实施条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川黔渝旅游"金三角"区进行区域旅游联动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得出只有通过区域旅游联动开发才可能促进区域内各景区的持续发展这一结论,并给出了若干实施旅游联动开发的建议.

来自川黔的回声

今年八月,我带着家乡人民、母校师生诚挚的敬意和亲切的问候,随共青团辽宁省委组织的大学生赴边远地区“向开拓者学习”慰问团来到川黔地区。三十年来,沈阳音乐学院分配及自愿到这里的毕业生共二十三人。他们怀着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赤子之心和开发边疆、建设祖国的崇高志向,兢兢业业地工作着。黄河九曲毕竟东流,山林莽莽终有回声。

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研究

民国29～35年(1940～1946年),国民政府对川黔交界地区的插花地进行了清理拨正。清理拨正可大别为两个阶段:一是川黔两省自行清理拨正(1940～1944年),二是内政部主持下的清理拨正(1945～1946年)。清理拨正成效较为明显,不仅进行了实地会勘,而且形成了会议决议,川黔交界地区8县17乡镇的33个插花地问题在这次清理拨正中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决。但由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思想、对插花地的认识理解难以完全统一等因素的影响,清理拨正同样很不彻底,不仅存在不少遗留问题,而且遗漏颇多。研究这次清理拨正,对推动插花地研究的深入发展、总结清理拨正插花地的经验教训、较好解决当前的插花地遗留问题等都有重要意义。

论元明清时期滇川黔桂毗邻地区的移民

元明清时期进入滇川黔桂毗邻地区的移民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特点:移民进入的途径及构成更为复杂多元;移民的来源地即籍贯更加广泛而又呈现相对集中之特点;与汉唐时期相比较,汉移民与土著民族之融合趋势发生了逆转,虽有部分移民融入到当地土著民族之中,但主流已是部分土著民族因受汉文化的影响而逐步汉化,最终融入到汉民族之中,成为具有不同社会习尚、气质的地域性汉族群体。这些均对当地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湘鄂川黔召开地区民委协作会

湘鄂川黔召开地区民委协作会陈宇明去年底，湘鄂川黔地区民委协作会在张家界市召开。湘、鄂、川、黔毗邻地区的怀化地区、湘西州、黔江地区和铜仁、遵义地区等，同属武陵山地，是土家、侗、苗、讫佬等３０多个民族的聚居区。协作会代表们一致认为，湘鄂川黔地区的民族工作...

南明赋役制度新证:永历十年《易知单》考释

新近在泸州市古蔺县发现的永历十年《易知单》,是原大西军部将孙可望归附桂王朱由榔后,派遣“滇师”占领川、黔之交的永宁地区,以南明政权名义颁行的催征赋税的通知文书。它真实反映了明亡后赋役制度在一个地区实行的情况,是南明赋役制度客观存在的文物见证。南明永宁地区上承崇祯年间旧制,半征粮米,半征白银;下开丁银派征先河,随粮编丁,在明清赋役制度史上经历了不同于内地州县的演变轨迹。它不仅是四川乃至西南地区摊丁入地税制改革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就是放在明清丁税向地税实质性转变过程中观察,也不失为一个关键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