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州县等第的时空变化及其地理意义

州县等第是反映州县政治地位和人口、经济规模的重要指标。对唐代339个州、1607个县等第的时空分异进行历史计量和GIS分析,得到若干结论。(1)唐代府与辅、雄等州,赤、畿、次赤、次畿等县数量相对稳定,上、中、下各等州县数量变动频繁;唐后期升等州县数多于降等州县数,开元至元和间变动最为剧烈。(2)州县等第空间分异“北高南低”,关中平原有最高值;时间变化“北降南升”,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湖平原、鄱阳湖平原、太湖平原上升最显著。(3)国都附近州县等级受政治因素影响最大,边疆要塞、交通咽喉州县等级受军事因素影响最大,其他州县等级主要受经济因素尤其人口规模影响,绝大多数是人口增减导致。(4)州县等第变化反映了安史之乱后全国政治、人口、城市、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

唐代州县等第之划分——兼论隋唐之际的“崇扬抑宁”政策倾向

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为统一、有效地对整个国家进行治理,而对其所辖领土按照地区作出的区域划分。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演变,自秦汉以来,地方管理层级大抵为郡—县、州—郡—县、道(路)—州—县、路(省)—府—(州)—县等二级制和三级制。

PIRLS视域下甘青涉藏州县四年级学生阅读素养调查

利用PIRLS测评框架,对甘肃和青海涉藏州县500名四年级学生的阅读素养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试和分析。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学生的阅读素养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而学生的阅读态度、阅读目的与习惯、教师的阅读指导策略、家庭语言环境以及文化资源等因素对学生阅读素养具有重要影响。据此提出:在宏观层面上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中观层面上设计多元化的课程、微观层面上优化阅读教学,不同层面的支持网络相互协作,共同推动民族地区小学生阅读素养的全面提升。

论清代州县诉讼结构的成因

清代健讼之风加剧,贱讼与健讼成为州县诉讼的矛盾性结构。该诉讼结构受高调的儒家意识形态支配,私人利益在官场话语中缺乏应有地位,为维持私人利益而启动的诉讼容易失去正当性。首先,在官方表达中,出色官员总是比法制和组织机制重要,似乎只要“得人”,问题即可迎刃而解;其次,受州县官过度集权的影响,“一人政府”模式下正印官无力及时审结大量案件;再次,受“薄赋敛”的财税政策支配,州县衙门长期缺乏足够司法经费,无力应对诉讼量暴增的局面。官方对民众健讼之风的压制成为案件尘积困境下的贱讼策略。但官员对健讼之道德评判掩盖制度僵化的缺陷,制度之反思、调整与优化缺乏动力,州县诉讼的对立结构持续存在并日益恶化。

盐与权:清代的盐店与州县场镇社会

清代官盐运销市场中的基层经营性组织,随着“认地行盐制”的确立而形成“总店—子店”的层级结构。顺治至雍正年间,各销区州县的盐商凭借朝廷授予的特许经营权,在中间集镇、基层集镇广设盐店,建立食盐贸易的市场壁垒。至清中叶,许多资本不继的州县盐店为维持经营,纷纷采取“出典”盐引或将“引地”作股招商的办法,吸引民间资本投资高回报、高风险的官盐贸易。嘉道以后,地方社会日益动荡,州县盐店为降低风险,更多地运用“非市场”的办法维持垄断经营,即以缉私为名大举招募武装巡丁,积极介入地方事务,成为影响地方社会进程的重要势力。因此,清代州县盐店不仅是垄断官盐销卖市场的商业机构,还是基层市场社区中“威霸一方”的权力组织。

四川涉藏州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研究

四川涉藏州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协调发展对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二者在价值取向、实现路径、目标导向方面具有一致性。文章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相对发展模型,计算2010—2019年四川涉藏州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发展水平以及耦合协调状况。结果显示,2010—2019年四川涉藏州县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农业发展水平总体呈波动增长趋势,2015年后开始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中度失调、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四个阶段,总体呈快速增长趋势。文章提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优化产业结构,走绿色农业发展之路,建立健全绿色生态的农业政策支持体系,促进四川涉藏州县农业生态环境与农业的协调发展等建议。

清代州县治理的区域特色、实施路径与基本策略——基于顺天府宝坻县的考察

在皇权下县遭遇巨大困境的背景下,州县治理成为清王朝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重要基础。清代的州县治理在基本制度设计上具有普遍共性,然而在疆域辽阔的传统中国,区域特色鲜明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文背景深刻影响着县域治理的开展。就京畿地区而言,县级政权地处统治中心地带,又居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底端。如果从基层民众的视角来看,县级政权统辖数百村庄,在民众看来它就是乡村社会之顶端。清代“皇权不下县”的行政特色以及简约治理的理念决定了县域治理的多元特性,清王朝将县级政权建设作为实施基层治理的核心任务,在此基础之上,国家意志与国家权力借助县级行政机制以及半官方、民间治理资源,形成了官民协同治理的基本策略。

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中共同体意识的表达

以川青区域涉藏州县的藏传佛教场所为重点关注对象,探讨涉藏州县宗教神圣场域中共同体意识的建构渊源、演进历程、现时表达及未来期望。在具有藏传佛教传统的涉藏州县区域,以寺院为核心的神圣场域建构,是藏传佛教历史传承和发展的主要路径。在川青涉藏州县的多民族复合文化语境下,藏传佛教的神圣场域建构不断发展完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藏传佛教一方面不断调适以适应本土化的历史现实语境,另一方面则通过教派之间竞争博弈与交往交流,形成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藏传佛教文化形态。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其在场的内在基础,并与藏传佛教话语体系形成相互促进、相互成就的正反馈路径,不仅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认同心理的地缘文化与宗教神圣场域叙事,而且还以人物交流、宗教传播及文化扩散的方式对周边乃至更远区域的中华民族文化构建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影响。同时,文化的交往、交流和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川青涉藏州县多元文化语境的终极表达。

清代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普遍性——以稀见卷宗《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为中心

官吏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考核与王朝正常运转乃至更替密切关联。不列颠图书馆藏珍稀文献《江南安徽府州县各官贤否清册》涉及清代江南官吏考核的在地化,与安徽行政地理密不可分。通过对史料所涉官吏年龄、籍贯、任职类型及考语等普遍性指标的分析,可窥见安徽官吏考核乃至江南官场行政运转及其政治趋向。清代安徽官吏考核乃至选拔经验,涉及江南地区府州县乃至清廷治吏理政的集权主义思路,得失成败值得省思。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的社会组织发展图景——基于青海涉藏州县的调查研究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各级政府应充分动员体制外的资源和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满足社会需求。本文基于青海涉藏州县的实地调查,从完善制度体系、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三个方面深入探讨如何实现社会组织规范社会资本的承续与构建,网络社会资本的共生与整合以及信任社会资本的转换与延展,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探索地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鄂西“一州两县”中药材产业竞争力模型构建及实证分析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璀璨的瑰宝。“十四五”以来,中药产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根据Porter的竞争优势理论,通过构建中药产业的竞争力模型,实证分析鄂西“一州两县”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指出鄂西“一州两县”中药材产业资源禀赋充裕、产业实力强、市场需求大、支持产业发展潜力大、政策发布密集、机遇多的现状;同时也存在产业链延伸不足,产学研结合不够,专业市场、信息服务和医药物流体系建设滞后,市场开拓和产业合作力度不够等问题,提出促进鄂西“一州两县”中药材产业发展的建议:推进中药材产业链纵深发展,加快产业园区和药材基地建设;建设中药专家团队,提高技术服务有效性;推进专业化市场、信息服务及物流体系建设。

痼疾与变异:清代孟府介入州县司法之考察

在清代官方话语影响下所形成的固有认知体系中,清代州县司法权力专属于州县正印官,一般而言,其他官僚、衙署不能控制州县审断,干预地方司法权力的运作。但通过对《孟府档案》中司法案件的梳理可以发现,孟府动辄以官衙的身份公开介入州县司法活动,摄取地方司法权力,这种对州县司法活动的介入以自身主动介入、被动介入和借助衍圣公介入三种方式展开,不同的介入方式是孟府在州县司法活动过程中根据自我利益诉求,对应不同策略做出选择的结果。孟府对州县司法活动的介入,贯穿呈告、查讯、审断等多个权力领域,与州县司法权力形成深度互动。然而,对于这种介入现象,中央与地方却呈现出严禁与支持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导致这一差异的本质原因是央、地之间,秩序与效率两种治理价值位阶的冲突。通过对孟府司法活动的考察,可以看出清代州县司法治理过程中孟府的介入现象,是该时代制度要素碰撞演化的必然结果。

清初漳泉地区屯田归并州县改革与基层治理

屯田归并州县是明代卫所制度在清初转型变革的重要一环。清初漳泉地区屯田归并州县的过程涉及屯丁银征收、科则调整、户籍编制、差徭编派等项,但在实践中存在总小甲赔累、奸胥舞弊等乱象。在清初漳泉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从官府对屯田归并州县所引发诸种乱象的拨乱反正中,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经历了对弊政的革除、新制的不断探索与重申。这一过程不仅包含制度层面的因革损益,还呈现了基层社会中官府与各色人群互动的重要面相。

清代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的形成及其形态

吉林西部府厅州县于政治改革与驻防体系的背景中产生,在试办预备立宪时迅速增置,并逐渐形成“府县平级”的内部秩序。在其作用下,府厅州县边界在光绪三十三年之前的划分多依山川形便的驻防区界为框架进行,之后划定与调整则相对自如。至于吉林西部省级边界,其变动既与土地开发程度关系密切,也与其间边地性质的转化有关。吉林西部府厅州县边界发展至宣统三年时,无论省内边界还是省级边界,从形态上看均以自然地物为主,间以官设地物;但在相对新设的非驻防区界省内边界中,以聚落为标志划定者逐渐普遍。

清代州县审断中的城隍影响考论

清代州县官有时会借助城隍来审断疑难案件。在命盗重情的审理中,州县官多借之威慑案犯,以获得口供,顺利结案;至于民间细故,则是令两造至城隍庙举誓,以明确事实,解决纠纷。城隍确实深深地介入了司法程序,但其效力的限度也很明显。州县官自述不无吹嘘自夸之嫌,城隍在其笔下往往是被动的角色,且几乎不见于正式公文。南部县的个案显示,司法实践中确有城隍的参与,却无法决定诉讼结果。笔记小说中城隍神判的负面叙述,也显示出民间书写中城隍威力动摇的端倪。近代以降,城隍参与司法的现象屡见报端,在“反迷信”的大潮下遭到批判,前所未有地出现许多失败案例。这既可以反证该现象的普遍性,也进一步彰显了其效力的限度,并提示我们,城隍参与司法的效力,关键在于整体社会结构的支撑。

元代中后期四川行省州县复置考

元中后期,元廷在四川行省复置了部分州县政区。比较明、清志书沿革,参考学校、祠庙等治所建置和名宦、职官等政区特征,可以钩稽出州县复置的大致情况。大德七年到至正初年复置的州县政区,可考者有荣、资、隆三州,井研、内江、安岳、昌宁、大足、乐昌、江油、保宁、通江九县;另有石羊一县新置。元廷复置四川行省州县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自然增长和流民涌入,存在多由巡检司改设、人口不足额和进程缓慢等三个特征。

从黄六鸿《福惠全书》看清代州县吏治的经验智慧

黄六鸿所著《福惠全书》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官箴书之一,在州县吏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清代州县官吏所推崇。黄六鸿独特的家世背景和宦游经历,成就了他对州县吏治各环节敏锐而细微的观察力,使得《福惠全书》传授的为吏之道颇具实践操作性,这种亲历亲为的经验智慧蕴涵着很强的普适价值。胸怀造福地方之心,笃行施惠百姓之事,便是州县吏治官箴最重要的经验启示。

清代州县书吏薪金变化及其原因

清初州县书吏的工食银经过顺治、康熙两朝最终被全裁,但各州县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并非如制度规定那样整齐划一,一些州县因实际状况的不同而有所变通。至于州县书吏工食银被裁且不再恢复,多与清廷的财政状况、书吏出身、晋升途径及其他经济来源有关,同时也可能受制度缺陷和吏治腐败等因素的影响。

清末州县巡警的创办与基层社会

20世纪初,随着新政的举办,警察制度逐步向州县发展。清末州县巡警除承担逮捕、押解盗贼凶犯等司法职能外,还承担城乡户口调查与管理、卫生、消防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等职能,成为基层社会中的一种新的权力关系。然而由于这种权力行使的不规范,也由于州县巡警采取了"就地筹款"的方式解决经费来源,导致警民冲突不断。与此同时,随着州县巡警的建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发生转变,国家权力借助警察制度深入基层,并促使乡绅进一步分化。

清代州县讼案的裁判方式研究──以“黄岩诉讼档案”为考查对象

清代黄岩县诉讼档案表明,当时州县衙门通过各种方式压制诉讼的启动,将大量纠纷(甚至刑事重案)交由当事人自行邀请族众调理,法律成为压服当事人自行处理纠纷的工具;知县大多凭直观感觉断案,几乎不以法律为裁判依据,即使存在查照律例的情形,也极少做出确定性的裁判。此种裁判方法使得当事人难以对衙门形成合理预期。这种现象在清代黄岩五任知县的裁判中一以贯之,在其它区域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