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固原州志》俗字考释三则

嘉靖《固原州志》较为全面地记载了明朝固原的地理、人文、经济、艺文等内容,为其后编修的嘉靖《宁夏新志》、万历《固原州志》等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材料,更为今天研究固原文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文章对其中“辦”“[扌戈戈]”“■”等三个俗字进行考释,阐释其发展演变脉络。一方面可以深化对俗字演变规律的认识,促进汉语俗字的研究。另一方面则对准确把握原书文意及增补《汉语大字典》失收义项等具有积极意义。

《嘉靖固原州志》俗字考释六则

《嘉靖固原州志》是研究明代固原地区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对此书中的“■”“■”“■”“■”“■”“■”等六个俗字进行考释。其中,“■”为“探”的俗字,“■”为“壮”的俗字,“■”为“祀”的俗字,“■”为“宛”的俗字,“■”为“脩”的俗字,“■”为“踏”的俗字。分析与考释这些俗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一是可以补充已有的汉语俗字系统;二是有助于理清隶变以后汉字的发展脉络;三是有助于指正校勘本中的疏误;四是可以为《汉语大字典》等辞书义项的增补提供参考,同时也为同形字研究提供新的语料。

《义宁州志》所载有关徐禧的三篇宋文辨伪

道光、同治《义宁州志》载录有关徐禧的三篇宋文:《除徐禧直龙图阁权御史中丞制》《赠徐禧吏部尚书谥忠愍敕》和鲜于侁《徐忠愍墓志铭》,《全宋文》收录后二篇,并疑为伪作,兹考据文献,发现新证据,可以定谳,此三篇确为伪作。

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与石窟寺接受——兼考《邠州志》中的大佛寺诗

彬州大佛寺石窟题刻反映了石窟寺的接受史。唐代的开窟造像、元代的装像是宗教意义上的石窟接受。宋、明时期大量的题名题记,是旅游文化意义上的石窟接受。而瞻礼与游记题刻则反映了将大佛寺石窟视作佛教文化圣地与关中奇观胜境的结合。题刻直接反映了石窟寺的接受史,题刻的破坏、后世观览题刻的题刻、金石学考古题刻的收录与考证等构成了石窟寺接受的接受史。将题刻与方志文献等材料结合,相互印证,又能得出更多更细致的接受认识。

乾隆《直隶达州志》文献价值初探

乾隆《直隶达州志》是由达州知州陈庆门主编,继任达州知州宋名立续修的一部以达州命名的旧志文献。该志以乾隆十二年为下限,记录了达州及所辖县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况,在补其他史料不足、纠正史实之误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献价值,尤其是志书中所载录的人物古迹、物产等对当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充分体现了志书“存史、资治、育人”的功能。

《六安州志》中的茶诗及其广告意识

同治十一年编纂的《六安州志》"艺文志"收录了数十首茶诗、茶词等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主题突出,即介绍、宣传六安茶,写出了六安茶的色、品、味、形;同时这些作品形式多样,手法巧妙,文化意蕴浓厚。《六安州志》如此编纂意图明确,即具有突出精品意识的宣传目的,达到古代社会广而告之的效果。

《六安州志》描绘的文学地图

同治年间修撰的《六安州志》保存了一批古代六安州的珍贵文学资料,这些资料描绘出六安州文学写作地图的轮廓,具有潜在的文学史意义,即它以原生态、隐性书写形式,描绘了文学史多层架构的空间图谱。

乾隆《平远州志·艺文》论略

平远州的地理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贵州省织金县。其中心城镇织金城建立早,历史悠久,文化较为发达,尤其设立政府管理机构后,有很多外地文人前来地方官员,加之明代以来的多次军事移民又使文化的发展呈多元化发展的状态。因此,以诗文为主流的正统文学也出现多元文化交汇影响下的多彩多姿的状态,其中自然景观的美丽独特与边地的荒凉、野蛮让文人们留下了许多独特精彩的风景诗,不少作品表达了文人的落寞、皈依自然情感倾向展现独特的审美情趣。这些作品是地方文学史上珍贵遗产,很有研究价值。

明清五种《颍州志》中欧阳修及其家人之传记

在明清现存的五种比较完整的《颍州志》中,不仅将欧阳修作为名宦立传,以表彰其在任功绩,而且将其作为寓居先贤立传,以突出其对颍州的热爱。两方面结合起来,欧阳修在颍州的形象更加丰富和鲜明。不仅如此,欧阳修的部分家人,包括其妾卢儿、其子欧阳发等也成为《颍州志》中的传主。特别是为其妾卢儿立传,可以补史传之缺失;对颍州欧阳氏的记载,亦有利于今天研究欧阳修后人的迁徙和分布。

天一阁博物院藏弘治《浑源州志》考论

弘治《浑源州志》作为浑源现存最早的官修方志,是目前山西省现存最早的明代方志之一,目前仅藏于宁波天一阁博物院,为海内外孤本,现已入选第六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史料研究认为本志成书于弘治七年,由杨大雍采辑资料、浑源知州董锡编集、乡绅孙逢吉校正,基本遵循永乐年间颁布的志书体例,并至迟清代初年就已入藏天一阁。第五卷《艺文志》中保存有大量元、明时期的墓志碑记,不仅可以补《全元文》之遗漏,还为研究山西北部地区人口迁徙和家族发展状况提供文献支撑。此外大量明代题咏北岳的诗文碑铭,既有助于分析浑源地方社会官民心理状况,也为探究北岳移祀事件提供史实细节。

浅谈明代固原州志所载宋夏史料

本文对现存两部明代固原州志所载宋夏史料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发现一些记载两志互有,且较正史更为翔实,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宋代固原地区宋与西夏关系,可补史志记载之不足,为研究宋夏关系和军制等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资料。

光绪《辽州志》述略

辽州,中国古代州置,位于山西省西部偏南,地处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与直隶顺德府(邢台)和河南彰德府(安阳)相邻,主体为今天的左权县。自明洪武年间开始辽州地方官员就特别重视方志编纂,先后有明洪武《辽州志》、明万历《辽州志》、清康熙《辽州志》、清雍正《辽州志》、光绪《辽州志》等五部地方志问世。光绪《辽州志》为陈栋在徐三俊纂修的(雍正)《辽州志》基础上续修而成的,其体例完整,特色鲜明,是北方地区一部比较出色的志书,对古辽州和华北地区地方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

《嘉庆太仓州志·王衡传》辨误

《嘉庆太仓州志.王衡传》对王衡一生主要行实的叙述存在一些讹误,其中王衡生年应为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享寿岁数为48;王衡并没有依父膝诵《归去来辞》,而是赋《和归去来辞》以寄其父,作赋时年龄在16或17岁;顺天乡试案发,王锡爵曾上疏救饶伸,但没有上疏救高桂;王衡中进士时王锡爵仍健在,王锡爵实际卒年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这些讹误,有的是受此前成说的影响,有的则是由修纂者的粗疏所致。

《六安州志》描绘的六安形象

《六安州志》以明确的编纂理念显示了其文化建构意图,"考古迹,存旧典,辨利弊,表贤才",为此,其对六安地方历史文化作了全面的纪录与描绘,通过舆图、学校、职官、人物、艺文等时空结构建构起来的六安地方志,描绘了一个山川灵秀、物产别样、民风淳朴、交通便利的六安,并标示了六安在古代中国版图中的位置,从而成功地为六安形塑了一个历史文化形象。

唐仲冕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的编纂

乾嘉之际,在政府编纂《大清一统志》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兴起了编纂方志的高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同时,乾嘉时期也是考据学的兴盛时期,这部方志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风格的影响。而这也与主修唐仲冕的个人兴趣爱好有莫大的关系。从研究主修唐仲冕入手,深入探讨这部方志的编纂问题,以期窥一斑而见全豹对此时期的方志编纂情况作整体了解。

清初《合州志》抄本考论

《合州志》抄本成书于清初,但能否将具体成书时间断定为康熙十一年却值得商榷。康熙《四川总志》修纂期间,四川并未大规模要求其各级地方政府修纂地方志,则《合州志》抄本的成书时间不能与康熙《四川总志》成书时间简单挂钩。但从二者的内容来看,却又高度重合,的确存在密切关联。《合州志》抄本的成书时间应在康雍两朝,其成书过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作为州政府修纂上呈的地方志,但在传递保存中出现了残缺;二是作为明史馆臣或一统志馆臣编纂史籍的参考资料。第二种可能性较大。此外,《古今图书集成》还收有与《合州志》抄本不同的康熙《合州志》版本。

《正德颍州志》的编纂过程及其特点与价值

《正德颍州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颍州志,为后代颍州方志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该《志》不仅初步建立了颍州志的基本框架,而且表现出对欧阳修诗文的偏重;同时保存了丰富的地方文献和社会经济史料,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十三州志》辑本述论

本文在全面介绍《十三州志》诸种辑本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比较了张澍辑本和王谟辑本的异同优劣。同时还介绍评述了两种今人整理校补《十三州志》

明代固原州志及其史料价值

明代的《固原州志》,现存两种版本:嘉靖十一年刻本(以下简称《嘉志》)和万历四十四年刻本(以下简称《万志》)。这珂种志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对宁夏地方吏志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嘉志》分一、二两卷,线装二册,连时面共一一八页,是现存固原最早的志书。篡修者杨经,据《嘉靖宁夏新志》载,是宁夏人,嘉靖五年进士。

现存明代云南府州志述略

明代云南方志纂修取得重大成绩,存府州志5部,分别是(嘉靖)《寻甸府志》、(嘉靖)《大理府志》残存两卷、(隆庆)《楚雄府志》、(万历)《赵州志》、(隆武)《重修邓川州志》。这5部志书的纂修者、内容、体例等和中原方志具有高度一致性,反映出方志作为文化历史、汉文化和儒学的一种传承和载体,深入影响边疆民族地区,是“大一统”思想在云南得到认可和彰显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