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际竞争与美国公司法的发展

美国经历了两轮分别由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挑起的以吸引公司注册为目标的州际竞争。第一轮竞争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这轮竞争主要表现为公司法的自由化改革,结果是美国各州普通公司法基本完成了从"管制型"向"赋权型"的转变。第二轮竞争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一直延续到现在。此轮竞争一方面使董事和高管诉讼费用补偿与责任保险范围明显扩大,并催生了直接免除或限制他们责任的条款,另一方面也推动反收购法不断更新。这些变化使美国各州公司法呈现浓厚的亲管理层色彩。很多人不满竞争结果,他们针对竞争根源进行了争取联邦公司法、统一各州公司法和反对"内部事务原则"的努力,但这些措施作用都不大,没能阻止竞争的发展。

州际竞争与美国福利政策的调整（1969~1999年）

美国大多数州曾规定,新迁入者须住满一年才有资格申请福利救济。在1969年的"夏皮罗诉汤普森"案中,此类规定被判违宪。在此之后,各州为避免成为吸引穷人的"福利磁铁"而展开竞争。竞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底竞赛,二是争取差别对待新迁入者。国会允许各州经批准后进行相关改革实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增加州政府实施福利项目的灵活性和自主权。这使得福利救济领域的州际竞争更趋激烈。随之而起的差别对待新迁入者的风潮被1999年"萨恩斯诉罗"案的判决止住,但各州为进一步降低本州福利的吸引力而进行的探底竞赛还在继续。

美国州际税收竞争的司法规制及其启示——以美国宪法“潜伏贸易条款”为中心

美国存在激烈的州际税收竞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美国宪法中的贸易条款为基础,根据该条款的否定性意义来否决有碍州际贸易的各州税收措施的法律效力,从而规范和制约州际税收竞争。最初法院适用"潜伏贸易条款"来裁决各州税收效力的方法主要是形式主义审查法即表面法则,后来采取了注重实际影响和经济效果的"康普雷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适用"潜伏贸易条款"来裁决各州税收效力最为重要的规则是非税收歧视原则。美国的经验对我国有重要启示。我国应该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得税收政策以制度化和规范化方式呈现,这是对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进行司法规制之重要前提。同时以非税收歧视原则为重要的法律规则,通过司法化方式规制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

美国公司法联邦主义的历史演变及其启示

美国公司法联邦主义所呈现出的公司市场规制竞争以及规范二元主义有其历史背景,在此格局形成过程中,联邦政府曾多次介入。无论是一开始的罗斯福政府时期,还是后来继任的塔夫脱政府,均试图干预并对公司法实施联邦化,并推出各种议案,但都以失败告终。此后美国公司规制的进一步碎片化,致使公司法联邦化最终成为泡影。通过对美国公司法何以去联邦化这一历史演变的解读与分析,不难发现,公司法规则变迁路径需进行反思,商人角色的转换、公司定位的演变、压力性变迁的新型研究范式和作为第三种力量的媒体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公司法规则何以变迁这一命题。

公司法和公司治理中的现实与幻象

公司契约论在IPO阶段体现得最为清晰。如果契约论有效,IPO时披露的公司章程中就应当包括大量的个性与定制化条款,但现实恰恰相反。IPO章程中并未包含反收购措施、对交错董事会的实证研究也无法达成一致,反收购措施只是专属投资关系的有效补充。IPO章程并不像公司契约论设想的那样是治理创新和个性化定制的载体。对公司法供给方面的州际竞争研究中,尽管大型企业通常在特拉华州注册,但如果其总部设在较小的州,那么其更倾向于在该州注册。公司在较小州注册时,更期待对该州公司法未来的变化施加影响。上述两种解释都得不到公司契约论的支持。1980年至2000年中期阶段的实证研究表明,公司上市后管理层并未发起提升公司价值的治理变革,管理层维持了被认为将降低公司价值的交错董事会制度。2000年中期以后,公司治理环境出现了两大重要变化。其一,大量公司取消交错董事会,董事会独立性增强。其二,多数投票制度作为一项创新制度被广泛运用。虽然这两大变化可被视为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的治理措施,但是契约论无法解释上述变化为何出现在当下,而非之前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