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巡幸驻跸行宫景点题名构成与精神表达

【目的】景点题名是园林营建活动的必要环节。目前关于清代巡幸驻跸行宫的研究多聚焦于历史背景、选址布局、建筑形制等方面,较少从景点题名切入,对其进行综合梳理有助于深入揭示清代行宫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方法】选取14座典型清代巡幸驻跸行宫的187个景点题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景点题名的构成和精神表达2个方面展开探索。【结果】景点题名以三字格为主流形式,游赏空间题名数量最多。题名通过自然景观奠定情感基调,以人文景观作为具象骨架,描述出山林野趣、水波潋滟、点景构筑、宗教怀古4种主题,呈现出“中心—边缘”的辐射式关联,从不同角度强化巡幸目的。景点题名是驻跸行宫肩负巡幸使命和表征皇权的直接印证。【结论】以巡幸活动为主导,沿途的自然、历史、文化对驻跸行宫景点题名具有重要影响,使之在古典园林中独具特色。上述发现可为当代园林景点题名提供参考。

国家整合视角下清代前中期君主巡幸的政治功能阐释

在清代前中期,君主巡幸作为重要的政治权力运作过程和国家治理模式,对于推进和实现国家整合具有重要作用。从国家整合的空间维度来看,君主巡幸有助于以武备军威保障边疆安定、以怀柔策略抚绥藩属贵族、以兴边安民强化国家认同,从而实现边疆整合。从国家整合的观念维度来看,巡幸展现了君主对于“法明崇满”与“尊崇黄教”理念的一体推进,有利于促进文化整合。从国家整合的结构维度来看,在巡幸过程中,君主运用笼络震慑士人群体消减抗争心理、奖励规训商人群体弥合政商张力、体恤嘉惠农民群体缓解民生困苦等举措不断推进社会整合。

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

《清圣祖实录》共记载出巡畿辅27次,标出"巡幸畿甸"的有19次。正式记载巡幸畿甸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其标志是皇子随驾,该年是清朝的首个甲子年,正值"一统天下"不久,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首次记载"巡幸畿甸",也就具有政治象征性。皇子随驾便于皇帝教育皇子,使皇子了解社会,观摩皇父处理政事。不同时期的皇子随驾,也有着不同的意义。最初是太子随驾,突出未来的皇位继承者,接着增加了年长的皇子,再后又增加了较为年幼的皇子。巡幸畿甸还有着充实的内容,即治理海河水系洪水泛滥问题,筑造了众多堤坝,有效减轻了水患。围猎与娱乐结合的水上行围,也是巡幸畿甸的重要内容。巡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

元朝的两都巡幸、游皇城及其用乐

元朝的两都巡幸和游皇城是十分独特而隆重的大型活动 ,它们产生较早 ,有着特定时间、特定规模、特殊地理方位的要求和特殊的乐舞配备要求。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利用各种文献资料 ,就此等问题又作了较为全面的梳理。

嘉庆帝巡幸五台山之始末——以《清实录》资料为主的考察

五台山作为中国佛教四大圣地之一,距离北京较近,遂成为清代皇帝经常巡幸之地。祭祀朝圣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除其前期的长期准备外,每个皇帝要求的出行规格也不一样。嘉庆帝巡幸五台山,前期准备长达8年之久。从巡幸五台山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嘉庆帝崇实黜华的出行风格和对于五台山佛教文化的发展,以及五台山佛教地位的提升,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清帝巡幸与果报制度

清代皇帝频繁出巡各地,由此形成了供应鲜果的果报制度。果报制度是清帝出巡时期后勤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大清会典》均失于记载。果报产生于康熙时期,为乾隆、嘉庆等皇帝延用。果报所需各项物品亦由内务府备办,并由内务府人员负责传送。除传送鲜果外,还频繁运送其他御用物品。清帝还利用果报快捷、私密的特点,频繁与宫中及留京办事王大臣传递消息,加强了行在与京城之间的联系。果报成为清帝处理政事的辅助工具。

浅析蒙元安边策——两都巡幸制

两都巡幸制作为元朝的一项社会政治制度,它的设立符合元朝社会局势需求,既"南控中原"又"北连朔漠",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形成了自由开放的治疆思想,从而为我国边疆安全提供了浓墨重彩的借鉴意义。

元代两都巡幸制度新探

元代两都巡幸制度继承了辽金草原民族"四时游猎,冬夏捺钵"的习俗,是在结合统治中原和保持本民族生活习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是汉化和草原本位意识的有效调和,为历任元朝皇帝所沿用。这一制度的存在,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对元代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隋炀帝巡幸灰腾梁的原因与规模

灰腾梁因其独特的自然气候和地理位置,屡屡成为历史上一些君王巡幸避暑的胜地。大业三年,隋炀帝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巡幸。该文重在探讨隋炀帝此次巡幸塞北的原因和具体规模。

清帝巡幸热河前的准备活动——以嘉庆皇帝的巡幸为考察对象

热河之行,是清帝巡幸天下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自康熙为始,康熙、乾隆和嘉庆皇帝频繁巡幸热河,加强了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皇帝巡幸热河极为隆重,但其具体的筹备情况史书记载颇为简省,其实过程非常复杂。内务府各衙门备带的物品品类繁杂,数量众多,且要精心包装,以满足各种需要。前期的精心准备克服了交通的不便,减少了对地方的依赖,满足了皇帝在热河的各种需要,保证了皇帝在热河各项事务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巡幸热河的准备活动还为清帝巡幸其他地方提供了借鉴。

热河道库:清帝巡幸热河时期的备赏银库

乾隆时期,为了满足巡幸热河的备赏需要,乾隆皇帝将热河道库作为了备赏银库。虽然名为备赏,实际上在乾隆时期这些银两用途广泛,还被用于宫殿、寺庙的修建及围场树木的砍伐等。直至嘉庆年间,才基本以赏赐为主,令其名副其实。这些银两主要来自户部和内务府。随着嘉庆皇帝的崩逝,热河道库备用银库的功能由此终结,但与内务府之间联系依然存在,不过发挥的作用甚微。

宋代帝王巡幸及其仪制考论

巡幸是指古代帝王巡视地方州郡。宋代因其所处外部环境,其帝王巡幸不仅有北宋初期带有军事性质的亲征巡幸和南宋高宗朝的逃亡性质巡幸,亦包括祭祀性质的巡幸和纯粹的省方。宋太祖与太宗几次地方巡幸均带有军事性质,其规制不如太平盛世时一样铺张奢华。北宋祭祀性质的巡幸及地方州郡巡幸不仅其仪仗具有一定规制,而且在服饰、迎驾、途中恩赐、考察地方制度以及回京等环节均有相关仪制。而南宋高宗朝处于遭受金人一次次南侵的窘境下,其所谓"巡幸"不过借此名义向南逃亡而已。

山西古代道教壁画《巡幸图》文化生态学研究

山西元、明、清道教宫观壁画《巡幸图》题材蕴含了较为丰富的社会和历史内涵。将其置于文化生态学的语境下,分析其封建时代的政治“秩序感”、远古的水土神崇拜以及人神同一的世俗描绘,不仅是对壁画的深入剖析,更是对山西特定历史和观念等的形象再现与重构。

唐太宗的政治情怀——唐太宗巡幸诗初探

太宗是开国之君,其巡幸诗将打拼江山、创建王国的艰难历程描写出来,同时抒发对治理国家的感受和流露出期待英才辅佐的愿望,显得崇高庄重。太宗巡幸诗具有帝王语言特色,具体表现在专门为帝王使用的词语,如:动词的活用和稳重,对仗工整而定型,善用典故和借代。

从周伯琦《扈从诗前后序》看元代皇帝两都巡幸

周伯琦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以监察御史扈从顺帝巡幸上都,其《扈从诗前后序》可谓大都至上都间较完备的舆地书。且纪行涉及皇帝行猎、祭祀、宴飨活动,所记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咸丰时期的巡幸之议

咸丰后期曾在内忧外患交困的情势下,被迫巡幸,为此诱发了朝廷内外的巡幸之争。巡幸之争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当时复杂的时势及权力之争,其中西巡的观点一度甚嚣其上,对光绪二十六年的西巡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帝巡幸热河期间的政治活动与边疆治理

为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治理,康熙皇帝于热河地区建立木兰围场与避暑山庄。康、乾二帝频繁巡幸热河并展开抚绥蒙古、处理政务、参与热河事务管理等政治活动,深化了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统辖,加强了中央对北部边疆的统治,客观上提升了热河地区的政治地位,促进了热河地区经济发展。

从皇帝巡幸西京看辽代社会的兴衰

巡幸是指古代帝王巡视地方或边疆的活动。辽建国前,太祖在云州会见李克用,建立起自己的声望。建国后,太宗在大同谕降吴峦,大同正式归辽朝管辖。穆宗为寻乐狩猎西京,导致政权中衰。景宗晚年三次巡幸云州,决心改革,最后崩在焦山。圣宗留驻得胜口考察军事,提拔贤臣张俭,辽朝出现中兴局面。兴宗在重熙十三年(1044年)十一月升云州为西京,次月就巡幸西京,使西京成为辽"五京"之一。道宗也几次巡幸西京并在西京会见宋朝贺使。这一时期,辽连年征战,人民怨声载道,辽朝统治开始走向衰弱。天祚帝多次去往西京避难,终因金军逼迫,导致政权覆亡。

唐代巡幸起居制度研究

巡幸起居制度是指皇帝巡视期间臣下向皇帝问起居的制度,巡幸问起居人除了行从官及留守官外,还有皇太子、公主及宗室皇亲等,这些人问起居的形式很多,行从官问起居的形式主要有入谒起居和叩头起居两种。通表起居也是重要的问起居形式,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臣下对皇帝的探视和问候,二是臣下向皇帝展现自己的政绩。巡幸起居制度的变迁包含:行从官、两京留守、北都留守等官员起居制度的确立和沿袭;所经三百里内刺史的起居形式由朝见起居变为遣使起居,进而发展为近州刺史遣使一参;两京五品以上职事官则由三日一起居变为月朔参表起居等方面。